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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尼布楚条约规定，俄商可以前来北京贸易，所以俄国开始在赴中国的商队里混几个教士到北京秘密活动，并且与〃罗刹庙〃建立联系。这样，原先所谓的俄奸根据地，慢慢地就渗透进了俄国特务，快要变成俄国特务驻京办了。

1711年，俄国一商队来到北京，领队胡佳科夫按照彼得一世的授意，以列昂季耶夫年老为理由，要求理藩院准许俄国另派教士来京接替，康熙皇帝同意了这个要求。1715年，俄国派遣的第一个传教士团到达北京。清政府居然还定期赐给他们生活费和粮食。政府不知道，北京的东正教这时已开始发生性质上的变化，也就是说，俄国政府可以通过对这个传教士团施加影响而达到自己的政治与军事目的。事实上，后来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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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节：俄国公使狡猾：最先换了约（2）

1727年中俄订立了《恰克图界约》，该条约规定，由中国方面帮助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北京建立新教堂。还规定，传教士现在京一人，可以从国内补来3人，另可携带6名艺术及语言方面的学生。此后养成了惯例，传教士团每10年轮换一次，每次由大约4名神职人员（修士大司祭一名，修士司祭两名，修士助祭一名，由清政府供其食宿之资）和6名世俗人员（名义上的学生，由俄方提供食宿，有些学生在理藩院做翻译，盗窃中国情报简直太容易了）组成。从此时起，一批一批的传教士团来到北京。至于新教堂，在北京城南部的东江米巷（即后来的东交民巷）建成，旧教堂与新教堂一北一南，这就是所谓的俄罗斯北馆和俄罗斯南馆之由来。俄罗斯北京传教士团随即由胡家圈胡同的北馆迁入南馆。

1808年开始，俄国外交部还正式派出一名监护官随同，负责教士团的换班事宜。至于教士团，一开始由沙俄西伯利亚事务衙门领导，后来干脆直属沙俄外交部管理了。于是乎，北京的教士团，吃着清政府的大米拿着清政府的工资，却变成了俄国外交部的下属机构，在沙俄政府的训令下，担当了以下活动任务：其一，维持北京俄罗斯人的东正教信仰。他们中的一些人，受到中国妻子与中国生活环境的影响，不但坠入了温柔之乡，还对东正教置之不理了。其二，完成俄国政府的外交任务，自康熙年间至咸丰年间，俄国东正教会传教士团，一直兼为俄国政府驻华代表。这也使俄国成为1860年以前唯一在中国首都保持使团的国家。其三，向俄罗斯商队提供住所和帮助，发展中俄贸易。其四，多方面研究中国，刺探情报。政府后来甚至训示：传教士团的主要任务不是宗教活动，而是对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与对中国政治活动的汇报。①

最令人感叹的汇报是：清政府是一个人口稠密、防御很差的富饶国家，因此俄国在远东经济方面和领土方面发展的可能性几乎是无限的。②说得不好听些，原先的俄奸机构，就这样慢慢变质成为神奇的汉奸机构。康熙当初利用他们为清国政府服务，现在，又被俄国改造成为俄国政府服务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情报方面，俄罗斯驻京传教士团功劳大大的，否则英法联军也不至于把仗打得像一场远东旅游一般行云流水。而对于清政府来讲，之所以乐意与俄罗斯保持这种关系，最大的原因是这种关系某种程度上体现的是朝贡色彩。俄方公文通过理藩院处理，中方给予俄方传教士盘费养膳。俄方省了诸多经费，清政府得了些许面子，双方感觉都良好。总之，清政府愣是在中俄关系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己方出资，给彼方养间谍！清政府在这方面的花费是笔糊涂账，能找到的数字是1820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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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0节：俄国公使狡猾：最先换了约（3）

这一年，清政府给传教士团提供的资金是1千卢布，大米是9千多镑。①

1858年，恰是俄罗斯传教士团换班之时。大司祭固礼（Gurii）率领他的传教士团前来北京换班，外交部官员彼罗夫斯基奉命监护。彼罗夫斯基也没有和固礼同行，他当时在东西伯利亚总督任地伊尔库茨克，所以直接由此地出发前往北京。这时，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天津条约》相继签订，俄国为了急早完成换约手续，竟顾不上从彼得堡派出新公使了，而是临时把新公使的头衔摁在了彼罗夫斯基头上。伊尔库茨克在贝加尔湖南端，离中国很近，彼罗夫斯基得到新的任命后，从当地起身，于10月10日到达北京，并根据惯例入住俄罗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