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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伟时先生那篇著名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中，他记载了当代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对这一战役的描述：〃1859年，英国公使和法国公使各率一支舰队北上大沽口，准备进京换约。清政府指定换约代表由北塘登陆，经天津至北京，并要求各兵船武装人员不得登岸。英法公使却仗恃武力，坚持要从大沽口溯白河进京。他们蛮横地率舰队闯入大沽口。防守大沽炮台的士兵开炮打击入侵者。炮弹准确地落在侵略军的军舰上，打沉了四艘，打坏了六艘，其余三艘挂起白旗逃跑了。在炮战的同时，侵略军900人企图登陆，也被打退。侵略军死伤几百人。大沽一带人民冒着枪林弹雨，给战士送饼送面，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

按茅海建先生的考证，当时的清军总体上根本不具备与英法等西方列强抗衡的军事实力。所以他说：〃在清方做好一切准备、英法等犯下致命错误的情况下，清方也可能获得局部的甚至是重大的胜利，如1859年第二次大沽口之战〃。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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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9节：大沽口二次开战：英法进了僧王的套？（6）

按茅海建先生的意思，清方之所以取胜，乃是由于英法方面的失误。这种失误既有技术上的，也有人事上的。

战争之后，英国国内有人谴责布鲁斯轻率地发动了战争，他辩解说，是中国人利用奸诈赢得了战争。所谓的中国人利用奸诈，可能是他的借口，也可能，他真的上了僧王的套。

如前所述，咸丰、怡亲王、僧王等君臣之间曾经设想过一些阴的手腕。比如冒充乡勇袭击夷人云云。至于改走北塘，僧王这边的汇报是公使凭借武力，骄纵妄行，倨傲无礼，坚持沿白河武装护送进京，并声称〃定行接仗，不走北塘〃。

而布鲁斯那边的汇报则是，6月25日上午九时才接到直隶总督恒福的照会，邀请他从北塘进京。但是这个时候已来不及了，贺布下达了作战令，他们拂晓就开始行动了，而且他离贺布还有9英里之遥。下午3时双方就接上火了。茅海建对此也作过一番推测与考证。看他的意思，倾向于僧王使诈。这方面的旁证，除了郭嵩焘的相关记载，还有曾国藩的一段谈话。前面已述，郭氏日记中载有咸丰派怡亲王前往天津与僧王密谋阴招之事。对此，郭氏在日记中如此评价：〃夷祸成于僧邸之诱击。去岁之役，先后奉诏旨十余，饬令迎出拦江沙外晓谕。洎夷船入内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薄而击之。仆陈谏再四，又虑语言不能通晓，两上书力争。〃〃此等皆关机要，而决非反复诱击，以诈相胜，可以安然无事者也。僧邸始终不悟。〃②除此之外，他在《玉池老人自叙》的描述也可作为补充，他说：当时的洋务，包括皇帝的谕旨也都是大话，廷臣无所赞益。

1859年，正办理天津海防的僧王回京过年，在朝房见了郭，问他东豫捻匪与天津的海防，哪个办理容易？郭的回复是：捻匪心腹之患，办理一日有一日之功。洋人以通商为宜，当讲求应付之方，不当与称兵。海防无功可言，无效可纪，不宜任。

僧王默然。其后至天津有所匡益，必蒙驳斥。至于上说帖一十有七次，大致以为今时意在狙击。苟欲击之，必先自循理，循理而胜，保无后患，循理而败，亦不至于有悔。为书数策，终不为用。①看郭的意思，当时对局势清醒的只他一人（后来的历史证明了他的清醒，更证明了他的清醒不见容于当世），但是僧王不听他的。他对此的痛恨也体现在他的日记中：〃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②

至于曾国藩，同其亲信有过下述谈话：〃咸丰九年，洋人来换约，僧忠亲王诱而击沉其船，天下称快；十年，夷人复至……京师不守，几丧天下。某谓僧邸此败，义当杀身以谢天下矣，然至今也未闻以九年诱击夷人为非者也〃。③总之，僧王使诈给英法公使设套基本上是可以确认的，只不过，他使诈设套的详细情节，外人无由知晓，或者知晓也没有更多的文字资料传下来。

更关键的是，他的皇上甚至教他诈呢。没办法，这是中国传统。兵不厌诈嘛。

诈了英法公使，现在又要诈美国公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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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0节：美国公使华若翰：就这样被大清玩了一把（1）

4．美国公使华若翰：就这样被大清玩了一把

英法联军在大沽口玩命的时候，美国公使华若翰带着两艘船做观察员。

也不知道他咋观察的，反正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