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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他是一名保卫皇城的护军。虽然处于普通士兵的岗位，但是爱国的热忱和卫护皇城的职责都促使他必须坚守阵地。他同行伍中的伙伴一起，用老式的抬枪抗击着敌人。这种抬枪自然是极为落后的，必须随放随装火药。几杆抬枪列在一处，不少火药就撒落在地上。攻打正阳门的八国联军的烧夷弹把他身边的火药打燃，同时烧着了身上带着的黑色弹药。他全身烧肿，爬到南长街的一家粮店。粮店的人全跑光了，他就那样痛苦地等待着死亡。后来他的表侄（也是旗兵）到粮店找水喝发现了他，当时他已不能说话。他把因脚肿而脱下来的布袜子交给表侄，这就是他留下的唯一的一件遗物。在那个随时都可能被八国联军的乱兵杀死的血腥日子里，谁又有办法去寻找亲人的尸首？他是这样忠勇地死在了自己的岗位上，他是应该被称作抗击外国侵略者的烈士的，虽然他只是一名普通的旗兵。（注：据舒乙在《老舍的童年》中考证：老舍的父亲死于南恒裕粮店，这个粮店座落在南长街上。“现在的门牌号是南长街七号，距西华门很近。……眼下是个焕然一新的副食店。由前门出发通过天安门广场，沿西长安街往西，到第一个南北向的大街，往北拐，大约一共三里路，就到了这个当年的粮店，这条路是当年老舍父亲被烧后痛苦爬行的路线。”）

历史上还曾经这样记载：侵略军攻占北京以后，曾明令抢劫三天。事实上直到联军撤出北京，抢劫始终未曾停止。从公使、各级军官、教士和士兵无例外地都参加了这种可耻的、野蛮的强盗行径：“各国洋兵……俱以捕拿义和团，搜查军械为名……在各街巷挨户踹门而入。卧房密室，无处不至，翻箱倒柜，无处不搜。凡银钱钟表细软值钱之物，劫掳一空，谓之扰城。稍有拦阻，即被戕害。”（注：仲芳式：《庚子记事》第35页。）联军统帅瓦德西也无法否认这些事实，他说：“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注：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第三册第34页。）

老舍一家，同北京千家万户一样，遭到了侵略军的洗劫。

老舍的家在北京西城护国寺附近一个叫做小羊圈胡同的深处。据胡絜青、舒乙考察，这个小胡同现在叫小杨家胡同，当年老舍家住的小院“现在是八号”。这是北京最窄小的胡同之一，住户大都是赤贫的人们。（注：胡絜青、舒乙：《记老舍诞生地》，《正红旗下·附录》。）即使是这样一个“顶小顶小的胡同”，这样一些贫苦的人家，侵略军的魔爪也不轻易放过。他们成群结伙，一天不知来几趟，如狼似虎，胡作非为。搜抄老舍家时，不满两岁的老舍正酣睡在一只木箱附近。这伙强盗搜捡木箱，把木箱搬起，箱底朝上，倒出所有的破东西，然后顺手把箱子扣在了老舍身上。这伙强盗扬长而去，母亲进屋时，老舍还被箱子扣着。酣睡救了他一条命。不然，只要哭出一声，灭绝人性的侵略军就会顺手给他一刺刀。

老舍后来这样追忆：

自从我开始记事，直到老母病逝，我听过多少多少次她的关于八国联军罪行的含泪追述。对于集会到北京来的各路团民的形象，她述说的不多，因为她，正象当日的一般妇女那样，是不敢轻易走出街门的。她可是深恨，因而也就牢牢记住洋兵的罪行——他们找上门来行凶打抢。母亲的述说，深深印在我的心中，难以磨灭。在我的童年时期，我几乎不需要听什么吞吃孩子的恶魔等等故事，母亲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况且，童话只是童话，母亲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直接与我们一家人有关的事实。（注：《吐了一口气》，《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这样，对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仇恨的种子最早播在了他幼小的心田；中华民族的沉重的苦难培育着他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

旗人之家

老舍一家都在旗籍：父亲舒永寿属正红旗，母亲马氏属正黄旗；他的亲戚中，大姐丈一家也在旗籍，大姐丈名义上是骁骑校（骑兵里的小军官），虽然事实上并不在军中服役；同老舍一家住在一起的姑母也是旗人，虽然幼年的老舍一直未弄清楚姑父的具体身份，但姑父去世以后，姑母每月领好几份钱粮却是事实。

旗人是满人的代称。做为一种军事编制的八旗制，是一六一五年由奴尔哈赤确立的。以旗的颜色组成兵团，有正黄、镶黄、正红、镶红、正白、镶白、正蓝、镶蓝，是为八旗。奴尔哈赤是八旗的最高统帅。他以子侄为代，分别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