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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八年，尽管生活贫困，身体多病，而且为“文协”的工作耗去了很大的精力，但是老舍仍然扌弱管笔耕，在创作上获得了巨大的丰收。他创作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火车集》、《贫血集》，长篇小说《火葬》，完成了长篇巨著《四世同堂》的第一部《惶惑》、第二部《偷生》，创作了话剧《残雾》、《国家至上》（与宋之的合写）、《张自忠》、《面子问题》、《大地龙蛇》、《归去来兮》、《谁先到了重庆》、《桃李春风》（与赵清阁合写）、《王老虎》（与赵清阁、肖亦五合写），出版了通俗文艺集《三四一》和长诗《剑北篇》。此外，还写了大量的杂文、散文、诗歌等，就创作的数量、质量以及体裁的多样而言，同时期的作家似乎很少能与之相比。

为了表彰老舍在文学活动和创作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重庆文艺界于一九四四年四月举行了“纪念老舍创作生活二十周年”的活动。《新华日报》于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七日发表祝贺老舍创作二十周年的短评《作家的创作生命》，全文如下：

有人说，中国的作家的创作生命很短。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作家能够长期坚持他的工作，不因利诱而改行，不因畏难而搁笔，始终为着发扬与追求真理正义而努力，在任何情况下总要尽可能说出自己要说的话，——这样的作家是应该获得全社会的尊重的。老舍先生正是这样的一个作家。他的创作二十周年纪念是值得我们来庆贺的。

在前天文协座谈会上，老舍先生说：“我们要做耶稣降生前的约翰，把道路填平，以迎接新生者。”这是何等勇敢的宣告。而他二十年来的工作对中国新文艺的发展的确是有他的独特的贡献的。但老舍先生并不是一个以关着房门写作“伟大作品”为能事的作家。他在抗战七年来为文艺界团结所尽的力量是值得人们永远追忆的，他又曾为了实际的需要而尝试运用各种文艺形式（包括民间文艺形式），这对所谓的既成的作家是很难能的事。他曾屡次为文艺界生活的困难而向社会呼吁，但他同时又斩钉截铁地说：“尽管贫穷，我们要咬紧牙关忍受，要保持清高，不可变节。”

我们深信，老舍先生的这种热诚的声音是会一天天更加响亮起来，得到更大的反响的。

《新华日报》的短评，表达了我们党对老舍的尊重与关怀。《抗战文艺》等刊物也在一九四四年四月编辑了“纪念老舍创作生活二十周年”专辑。郭沫若同志以《文章入冠》为题写了一首新诗献给老舍：

二十年文章入冠，

我们献给你一顶月桂之冠。

枪杆的战争行将结束，

扫除法西斯细菌须赖笔杆。

敬祝你努力加餐，净化人寰。（注：见《抗战文艺》第九卷第3、4期合刊。亦见1944年4月17日《新华日报》。）

茅盾同志写了《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注：见《抗战文艺》第九卷第3、4期合刊。亦见1944年4月17日《新华日报》。），他指出：“艰辛地从事文艺创作二十年之久的老舍先生，他的对于民族祖国的挚爱和热望，他的正义感，他的对于生活的严肃，正以有增无减的毅力和活力，为抗战文艺贡献了他的卓越的才华，而病魔亦无奈他何！”这是对一个正直、勤奋的爱国作家崇高的赞誉。重庆文艺界于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七日下午在百龄餐厅举行茶会，纪念老舍创作二十周年。茶会由邵力子先生主持，他首先致词说：“今日参加茶会人士的踊跃，足以证明社会对于舒先生敬慕之忱，与企望之重，在座有友邦人士，有民间艺人，所以舒先生真正是‘蜚声海外，深入民间’。”郭沫若、黄炎培、梅贻琦、邓初民、沈雁冰、沈钧儒等亦相继致词，“对老舍创作二十年的贡献多所赞扬，并一致称赞他对国家的忠忱，对朋友的亲切，年来维持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苦心与努力”。老舍在热烈的掌声中致答词，他说：“今日承诸友好集会纪念，愧不敢当。二十年从事创作，虽历尽辛苦，得来不容易，但是拉洋车做小工二十余年的人，也历尽辛苦，得来也不容易。”（注：引文均见1944年4月18日《新华日报》的报道。）老舍在讲话时，心情激动，泣不成声。后来，他在《八方风雨》中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感激大家对我的爱护，又痛心社会上对文人的冷淡，同时想到自己的年龄加长，而碌碌无成，不禁百感交集，无法说出话来。”他还用生动而深刻的比喻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友人们的鼓励我，正象鼓励一个拉了二十年车的洋车夫，或辛苦了二十年的邮差，虽然成绩欠佳，可是始终尽责不懈。”自谦与真诚，何其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