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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家，“就可以立下永远不倒的势力，无论政权在谁手里，咱们总是高等的人”。他自以为他为子女赚了钱，靠他的精明厉害和一家之主的地位，他在家庭里是可以随意发号施令和控制一切的。实则不然，他不关心抗战，但是抗战的热潮，时代的风雨，时时在冲击着他的家庭，他崇拜金钱的力量，但是金钱并未能维系他与子女及他人的关系。他的大儿子在抗日前线牺牲了，儿媳李颜因为夫报仇之计不成，患了精神病，二儿子乔仁山本来就无心帮他经商，最后在抗战热情的鼓舞下，出走了。女儿不懂世事，一味摩登，最后为流氓所玩弄。他花几万块钱买来的小老婆，也随流氓逃往香港。他本想让老友、画家吕千秋之女吕以美嫁给乔仁山，以便长期帮他经商，做他的奴隶，吕以美拒绝接受他的安排，随父亲上了前方。乔绅的一切打算都落空了，他彻底陷于孤立的地位。通过对乔绅的遭遇的描写，作家一方面讽刺了发国难财的投机奸商，鞭笞了他们的丑恶灵魂，另一方面告诉人们，一切有违于抗战的行为都是可耻的，也是没有出路的。

乔仁山的形象塑造，也包含着较为深刻的内容。这是一个有理想的青年，他善于思考，有爱国热情。他的内心，又充满矛盾。父亲送他到香港，一则让他读书，二则让他打听行情，购买货物，但他只顾读书，忘掉了经商的使命；他对“不管正义，只顾发财”的父亲是厌恶的，但他又没有勇气彻底反抗他；他崇敬哥哥的牺牲精神，他渴望奔赴民族解放的战场，为兄报仇，为国尽忠，但他又不忍心抛下慈爱的母亲；他不满意妹妹过分地放浪形骸的行为，但又不能果断地将她引向正路；他理解大嫂为夫报仇的心情，甚至能够忍受大嫂对他的指斥，但他又难以下定决心，立即奔赴大嫂所指明的复仇之路。面对大哥的遗像，他真诚地吐露自己的内心苦痛：

大哥！哥哥！你死的光荣，死得光明，我为什么不死呢？你的骨头变成灰，肉化为泥，可你的正气老象花那么香，永远随着春风吹入那正经人的心中，教历史永远香烈的活下去！我呢？我呢？我怎么办呢？难道这世间第一篇烂账，都教我一个人去清算吗？今天的哪一个有心胸的青年，不应当象你那样赶到战场，死在战场？我并不怕死！可是，我要追随着你的脚步，去到沙场，谁来安慰妈妈，照应妹妹，帮助大嫂，同情以美？呕，这群不幸的妇女们！我不能走，不能走！我不能痛快的洒了我的血，而使她们老以泪洗面！可是，安慰妈妈就是我唯一的责任吗？……至于爸爸，他总是爸爸呀！他不但给了我生命，仿佛也给了我命运。可是，我的命运就是敷衍爸爸！……我应当孝顺我的爸爸，从而管钞票叫祖父吗？大哥，你说话呀，你指我一条明路啊！呕，光荣的沉默，惨酷的沉默，你一声也不出！我怎么办呢？

老舍说，他想把乔仁山写成一个“罕默列特”（即莎士比亚笔下的汉姆雷特）式的人物，这个剧本最初的题目就叫《新罕默列特》，从这一段独白看，老舍的确在写一个复杂的性格。乔仁山的理想、热情、思考，他的顾虑、缺少决断和略带悲观，是揭示得相当充分和深刻的。这样写，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在国统区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苦痛和重重矛盾，在没有找到出路之前，他们彷徨和苦闷，是很自然的。然而，乔仁山毕竟是新时代的青年，所以老舍不会让他的青年主角永远犹豫和悲观下去。老舍说：“是的，我还是教他有所顾虑，行动迟缓，可是他根本不是个怀疑抗战者；他不过是因看不上别人的行为，而略悲观颓丧而已。这个颓丧可也没有妨碍他去抗战。”（注：《闲话我的七个话剧》。）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乔仁山最后终于冲破家庭的牢笼，战胜自己的弱点，勇敢地奔赴抗战的前方去了。老舍这样处理，决不是给作品硬添上个光明尾巴，而是对最终走向抗战的千千万万青年知识分子的一个礼赞，也为正在彷徨苦闷的青年指明了出路。它使剧本所表达的主题更完整、更深刻了，而且和老舍抗战以来多次阐明的文艺应服务于抗战的主张是一致的。

《归去来兮》中的另外两个人物吕千秋和李颜，较多地倾注着作者自己的感情，在老舍抗战剧作的人物系列里，他们是独特的。吕千秋是一位画家，他正直、热情、乐观，视金钱为丑恶，在贫困中执守善良无私的美德。他有一颗爱国之心，最后到前方去了。他的爱国热情，不仅鼓舞了女儿，也教育了乔仁山。老舍写这一人物，一方面是要塑造一位抗战艺术家的形象，一方面则是通过他和乔绅的对比，表达自己的爱憎。吕千秋和乔绅，自幼是朋友，但是在人生的道路上，他们是分道扬镳的。乔绅钱财富足，最后落得众叛亲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