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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系列措施客观上促进了山西经济的发展，为山西赢得了“模范省”的称号。

阎锡山有别于其它军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勤于学习，建立了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与此同时，阎锡山采取一系列措施扩充自己的实力，在太原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军事工业体系。凭借充足的军需物资保障，从1917年到1930年，踌躇满志的阎锡山先后四次扩军，使晋军由7000人猛增到20余万，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阎锡山由于在日本留学受到民主思想的熏陶在中国军阀中算得上比较开明的。如在山西最大的一次民主运动中（由于急速扩军军费不足，征收房税引起公愤，大批学生砸了省议会来到督军公署）阎锡山要求督军公署卫兵不带武器、不系皮带、不穿皮鞋组成人墙挡住学生，但是让23个学生代表进去。学生代表进去后就长跪几个小时要求消除房税，让这个山西土皇帝尴尬不已被迫屈服，亲手写下手谕并签字画押，第二天甚至发表《宽恕令》和《罪已令》来高姿态收拾民心。反而在9。18后学生抗日热情高涨的时候，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请愿被国民党纠察队打死1人，打伤14人，阎锡山乘机查封了国民党党部，把国民党势力赶出了山西。

中原大战后期，老奸巨滑的阎锡山宣布下野除了后卫的3个师基本部队外，其余都在徐永昌带领下全部退回山西，这成了他东山再起的资本，而冯玉祥则拼干净了二十年苦心经营的近三十万西北军。阎锡山在胆识韬略、胸怀眼光以及号召力上还是逊于蒋介石一筹，也正因为如此，成大事者，蒋介石也，成诸侯者，阎锡山也，而冯玉祥之辈，则只能为将为帅，至多再加上个爱国的头衔。

中原大战的失败使阎锡山不得不吸取教训，重新回到保境安民的老路上来，在“经济建设”的口号下编制《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创建政府企业“西北实业公司”，太原城内最高的建筑鼓楼上也适逢其会地挂起了“造产救国”的牌匾。太原作为我国重要的重工业城市的地位，就是这一时期奠定的。蒋介石曾对他的高级官员们说：“不要说什么学德国、学美国，要学就学山西”。（中共一位领导人也在后来曾批评一些地方干部们在某些方面“还不如当年的阎锡山”。）

我到达山西后马上就和这个去年刚过完50大寿的国民党元老在进山会面了，他曾经离中国的权力颠峰只有一步之遥，可惜最后功亏一篑。我和他的交谈发现他具有山西人特有的那种精明，但是有山西商人特有的品质不够大度，甚至说有些小家气，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中原大战失败的原因之一，但是我知道因为这种品质只可做诸侯，是成不了大气候的。他也知道从我们手里很难拿回绥远的，不仅因为我们已经部署重兵，更因为从日本陆军留学回来的他深知日军战力，我们歼灭的日军两个精锐师团他自问顷全省之兵也不易做到。他自己心里想的是如何得到更多的利益，他很明白和我们拼命是不值得尤其是为了那么贫困的地方，作为多年不倒的他深知道没有自己的军队到那里都走不通，不会把自己手上的辛苦建立的军队和我们消耗掉。

在我们保证我们会全力保证晋军的马匹和军垦的田地我们粮食按照市价的30％卖给他们并保证我们在钢铁厂建立起来后在全国范围内优先向山西提供钢铁（除了了我们自己的需要外）等一系列的条件。他们也保证了我们今后在山西的任何人和物质的畅通无阻和公平交易等一批商业协定。唯一对此有点意见的是傅作义原来怎么好歹也是个省政府主席，本来军垦的田地都可以卖给地主自己可以得不少，而部队更是可以随时自己补充，现在什么都要靠阎锡山的配给，这为他们之间的关系蒙上了阴影。（1938年太原失守，守将正是傅作义，本来阎锡山要处分他，但是傅作义撤退前得到了中央军的卫立煌“相机撤退”的手谕和蒋的反对才作罢。一年后因为和共产党合作以及太原失守和阎锡山产生隔膜脱离晋军接受蒋指挥。）

我和他谈完了他和我大谈在日本留学的生活，我也不时补充几句，有时大家一起说出来，虽然年纪相差了许多，但是日本的经历还是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所以有了一些相同的语言，大家还算是谈得来。我表示对阎锡山建设山西很是钦佩，云其为山西百姓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他听了很是受用，对我说我：“我28岁当山西都督，二十多年来始终没有人可以扳倒我建设因为我对山西还是有点用处。你20岁有如此成就也算后生可畏了……”我看到他的精明的眼睛知道他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幸好我的事情差不多已经解决了。

在我的要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