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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到今的管理实践，涉及行政、经济、军事、文化、家庭等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层次。仅仅在春秋战国时代，其众多的思想家留给后人的那些思想——从管理价值形成到推论，从理论素养到操作技巧都为我们准备了足够的营养，若是讲管理哲学的简约、朴素和举重若轻，莫过于《道德经》；讲管理中的民本思想的缜密、厚重，莫过于孟子；讲管理谋略的周详、具体和可操作性，莫过于《孙子兵法》；讲管理的苛严、制度治理，莫过于韩非子、申不害的言论；讲兼爱、非攻思想，莫过于墨翟；讲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自我修养，莫过于《论语》；而讲到斗争艺术，毫无疑问莫过于鬼谷子的纵横术。仅仅一个短短的春秋战国，却也奠定了后世的中国管理基石。

在管理实践中，我们的祖先和今人更是把它演绎得有声有色。且不说秦皇汉武、宋元明清的先皇先贤们开疆拓土、建国富民的政治智慧和宏图伟业，单从明清商帮徽商、晋商、宁波帮、潮汕帮等的经营理念和管理艺术，老字号如北京的同仁堂、全聚德、六必居等的经营之道，均无不自觉地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运用于管理实践，并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营智慧。

近百年来，海内外华人企业家在自己的工商业活动中也总是努力把中国传统文化与工商业结合起来，提出过各种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比如近代民族工业的开山鼻祖陈启源，一品三代封典巨贾王炽，近代工商业先驱郑观应，民族工商业巨子刘鸿生等人。建国和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倡导“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国内涌现出了中石油、中石化、###、中国联通、海尔、华为、联想、TCL、太平洋、新希望、蒙牛等一大批富于自主创新能力和影响力的优秀民族企业，涌现了张瑞敏、柳传志、李东生、任正非、严介和、史玉柱、刘氏三兄弟、牛根生等一大批创业型和创新型企业家，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热点话题，大中华经济圈渐露端倪，海外华人经济群落更是异军突起，难怪外国学者们惊呼“全球化实际上是中国化”，这一切无不凝聚着中国和谐文化的深邃智慧，无不彰显着和谐哲学实践者龙行天下的魅力。

可见，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不是阻碍中国前进的绊脚石，而且是未来的希望。中国管理的现代化，应当是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化。企业管理是一种科学，也是一种艺术，更是一种文化，它应该是民族文化在企业行为中的表现。忽视民族文化、片面模仿西方管理的必然结果就是邯郸学步，不仅学不好西方的管理科学，最后连自家的珍宝也会丢失，给企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我们只有将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有机地契合起来，这才是我国管理工作的根本出路。管理模式若不和本民族的文化背景结合起来，是断没有生命力的。因为现代社会中的人并非机器，而是有意识、有感情和有社会关系的“人”。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社会关系，及以此为依托的复杂的人文背景，科学管理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它的影响。我国有着长期的历史积淀，人的心理观念、道德准则和价值取向多元多变，人们的社会利益关系多种多样，这些因素构成了我国人文背景的特异性，这种特异性常常与科学管理制度要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文化在我国各个领域都存在着很大影响，研究传统文化对我国管理方面的影响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一个人的人生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那么，在博大精深的国学中有哪些最具指导原则的思想呢？我们可以概括为

（1）全局观；

（2）辩证观；

（3）以人为本观；

（4）天人合一观；

（5）伦理道德观。

而这些原则的核心，就是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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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在今天重新兴起的深刻原因

国学现在再一次在中国兴起，有人简单地归为某些媒体的炒作，也有人认为是暂时的现象，但是如果我们冷静地进行分析，这绝不是偶然的。

1。社会的整体浮躁

当今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转型期最大的特点是：一方面是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物质生活的丰富，另一方面却是人们精神生活的贫乏空虚与迷乱。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导致了人们思想的多元化。这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是社会民主化的一种标志，但是这在不同程度上的确带来了整个社会心态的浮躁，这种浮躁导致了五大危机，即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社会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人的心灵的冲突以及文明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