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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跟“侠”誓不并立，儒家学派跟权势结合，追求的是安定不变。而“侠”是社会黑暗面的产物，以补救政治法律的不足。“儒”要求忍受，“侠”则挺身反抗。在儒家政治优势压力下，中国人的道德勇气遂逐渐消失。凡有侠义精神的人，不是被讽刺为不懂“明哲保身”，就是被嘲弄为“好事之徒”。大家都成了一堆软柿子，任凭有权大爷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郭解没有资格称侠，盖侠义之士有高贵的胸襟，容忍别人的冒犯，绝对不睚眦必报，郭解不过一个地头蛇而已，即令他有恶行，也不应付出全族被屠的代价。杀那位学生的事，十分可疑。固然可能是郭解的门客所为，也可能是郭解的仇家陷害。郭解应死，也不应死于这桩冤狱。

刘彻宠幸公孙弘，使人想到刘邦宠信陈平。不同的是，刘邦欣赏陈平的谋略，而刘彻只喜欢公孙弘“善体人意”。公孙弘可以毫无内疚地出卖他的朋友同僚，证明这个人不但工于谄媚，也工于毒计。轻淡的几句话，就破坏了法律尊严，使郭解全族化成一团血肉。“虽不知道，比他知道的罪更重。”不知道竟屠全族，知道又该如何处罚？正是“无罪不能无刑”，推演下来，民无噍类。

游侠（1）

荀悦评论公孙弘谋杀郭解事件说：

“世界上有三‘游’，都是伤害品德的奸贼，一是‘游侠’，一是‘游说’，一是‘游行’。气壮势雄，作威作福，利用私情，结交党羽，以强梁的姿态立于世上，谓之‘游侠’。口才流利，计谋层出不穷，奔驰天下，利用时势，图谋掌握权柄，谓之‘游说’。和颜悦色，假冒善良，迎合时尚，暗中建立帮派，用尽方法扩大知名度，以博取权势与利益，谓之‘游行’。这三种人，是灾变的根源。

“损毁品德，伤害正道，败坏法令，迷惑人民，都是古代圣贤君王特别慎重面对的事。国家有四种人民——知识分子（士大夫）、农夫、工匠、商贾（音gǔ【古】），各有各的行业。不从事这四种行业的人，就是奸民。必须灭绝奸民，王道才能完成。而这三‘游’之所以兴起，都在王朝末期，而周王朝末期和秦王朝末期，更为兴盛。上位的人昏聩不明，下位的人行为邪恶，制度不能建立，纪律秩序全部废弛。认为赞扬就是荣耀，斥责就是侮辱，而不管对方批评得对不对；对所爱的人帮助他，对所憎恨的人打击他，而不管对方做得对不对；一高兴就赏，一不高兴就罚，也不管合不合事实。上下互相欺骗，国家大事遂陷于混乱，不可收拾。

“谈论事情，先确定报酬多少，才开口说话。遴选推荐‘贤良方正’人才，先考察谁亲近和谁疏远，然后动笔。大家异口同声，善恶就混淆不清；功罪难以辨别，法律就没有尊严。不能用仁义作为手段，去追寻利禄；也不能用道德的方法，去躲避灾害。所以，君子违背礼教，小人冒犯法律。奔走忙碌，超越正常制度和官员职责，华而不实，只求世俗之利。对父兄怠慢，对宾客却十分尊崇；对骨肉淡薄，对朋友却生死相许。不去修身养性，却盼望人们的称誉。甚至自己节俭饮食穿着，而招待朋友丰富的宴席。馈赠的礼物，塞满庭院，跟外界来往频繁，以致信差们在道路上常常碰面。私人的函件，比政府的公文书还多。私人的事情，远超过政府的公务。风俗习惯既然崇尚这种行为，治理国家的正常轨道，遂受到破坏。

“在上位的圣明领袖，治理国家，安抚人民，一定要建立制度的尊严，一定要根据善恶赏罚，而不在乎名声好坏。听到批评，应该探讨事实；听到称赞，应该考查行为；事实不符合声誉的，就是虚伪；行为跟说话不一样的，就是诈欺；诋毁和赞扬没有事实根据的，就是诬陷；言论距事实太远的，就是欺罔。虚伪诈欺的作风，不允许存在；诬陷欺罔的话，不可以听信。犯罪的人没有侥幸，无罪的人没有忧惧；走后门没有道路，行贿赂没有人接受。消灭华丽的场面，取缔浮华的名声，禁止虚伪的辩论，杜绝不用到正道上的智慧。把百花齐放的乱糟糟思想，统一于圣人（孔丘）的大道。用仁爱恩惠培养，用礼仪圣乐训勉，则风俗习惯自然确立，而教化完成。”

荀悦对游侠下的定义，十分奇特。他认为：“诋毁或赞扬没有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