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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亨二样乐于施舍。那时候画毛主席像钱给少了就意味着对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忠。现在的年轻人当然不会明白。我画了许许多多幅大型毛主席像，没一幅低于过100元的，最高的达500元一幅。当时人均生活费12元一月就够了，一个学徒的月薪18元，省委书记张平化也只200元一月。我是三个省委书记的收入。我是文化大革命的局外人。那些年凡是我所认识的好人都挨过斗，挨过整，挨过牛皮带抽打。我在那些年除了被红卫兵小将抄过几回家外，一切都很自在。画主席像是我的专长。那个年代街道上常常组织“二十一种人”办学习班，一边把“黑五类”

揪到台上批斗，我既属于二十一种人又属于黑五类（我是地主出身兼反革命），按说我应该在文化大革命中九死一生，那种时刻要自我反省自我交代和检举揭发的学习班可以把人折腾得人不人鬼不鬼死去活来的，我却轻易地躲过了。每次居委会主任来通知我学习，我总是借着画毛主席像的由头一走了之，谁也不敢阻挡我去做最神圣的事——画毛主席像。

我要感谢我学的这门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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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我如果信了我舅舅的话去读北京师大（那年我同时考上了北京师大和浙美两所大学），文化大革命中我肯定会被历史的车轮碰得伤筋折骨或者饿死了。舅舅对我学美术大为光火，有几回把我画画的书和工具扔到阴沟里去了。舅舅是匹性情暴烈的马，他死得早是因为他想死。舅舅得的是肺病，这在当时已能治好了，但他不愿配合医生吃药，他把药都从窗户里扔了出去，他说这样了结一生很好。三十年前，他曾很理直气壮地冲他爱慕的一位门第很高的千金说：“我不会自杀，你放一百个心，最多我只是病死。”

他死的时候刚满50岁，那年我上大学二年级。

舅舅没有结婚，他把我当亲儿子看，对我要求极严。他对我要去浙美读书又气愤又伤心，强迫我把美术学院的录取书交出来。

他拿出一副杀人相威逼我把录取书烧掉。他说上北京师大数学系，凭我出生的时候脸上有紫霞之气（鼻子是黑的）的兆头，也许能做个教育部长。“学画画有什么出息？”

我说齐白石很受周总理尊敬。舅舅横我一眼，“那只有一个。”我说徐悲鸿也受周总理尊敬。

“闭嘴！”他咆哮道，“什么东西不好学？嗯？我问你？”他从我左边走到我右边，又从我右边走到我左边，“学美术造化再大也就是画画，”他小看已极，“那有什么光宗耀祖的？！”我对舅舅一味地要我光宗耀祖心里很不舒服，“你又不是我父亲，你没权管我。”我顿感眼里金星一冒，半边脸火辣辣地，他一个巴掌拍在我脸上。

“你这黄眼畜生！”他眼睛充血地说，“你要是我崽，我就一菜刀剁死你！”母亲怕我和舅舅打起来，求和道：“算了，随他去。”舅舅指着我母亲，“你懂个屁！”母亲抽泣起来，拿枕巾捂着脸说：“由他去由他去……”舅舅就一副强盗相瞪着我，形同一只狂怒的猫，“没有志气的东西，你们何家就断送在你身上！看你怎么有脸上黄泉路上去见你的祖宗？！”

我死后确实无脸去见爷爷父亲他们，我曾祖父在清朝年间做过湖南的学政（这在省志上是留有大名的），我爷爷在地方上也算个大乡绅，我父亲做过国民党的县长，我家上辈人都或多或少有点头脸，所以我很希望阴间地府还有另一扇门，让我不至于同爷爷，父亲，舅舅碰面。

话说回来，倘若舅舅在九泉下获悉中国大陆上发生了场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我想他对我学美术就不会怀恨了，因为就算我遵循了舅舅的旨意上北京师大数学系读书，即便我在1961年没有打成反革命分子去劳改，单凭我这地主出身和特务两顶大帽子，（文化革命中，我所知道的不少在海外有关系的人，尤其是解放前夕跑出去的国民党家属，几乎全被戴上了隐藏的阶级敌人和特务的帽子。）我的日子就会如热锅上的蚂蚁般难熬，若再添上反革命分子的身份就更可想而知了。

我再一次要说我要感谢美术这门职业。

毛主席的光辉直接照耀着何光宗。

1968年10月我在长沙市商业局革命委员会画完“毛主席去安源”的大幅油画像，又被请到省商业局画毛主席胸像，在那里我遇见了尚青青。尚青青当时已给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冲得乌呼哀哉，罪名是叛徒的老婆，她丈夫历史上有污点，被造反派打成叛徒且关黑屋子里反剩我在那儿画毛主席像时，尚的工作就是打扫食堂内外的卫生，抹桌子，扫地和运垃圾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