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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了该片，心中甚乐，盖演员演得好，若凌波女士，若乐蒂女士，都真有点了不起。现在不是正在上演《春梦了无痕》的电影乎？那位阮兰丝女士，就成了一个呆头鹅，而她竟然也是闻名国际的大明星，实在气死人。我建议洋大人如果再找人演中国小姐或东方小姐角色时，闭着眼睛去香港随便摸一个，都比阮女士高明。《梁祝》色彩也不错，音乐更不用说啦，音乐几乎成为该片主干，没有那音乐，电影便大为失色矣。

然而，再好的演员突不破导和编剧加给他们的桎梏，使她们不能有更善更美的发挥。凌、乐二位女士以她们的演技，本可以成为世界上一流名星的，但她们无从表现，而只能唱唱黄梅调，演演绍兴戏。《梁祝》也好，还有加演的《白蛇传》也好，根本是绍兴戏大搬家，而且是原封不动的大搬家，彻头彻尾戏子的道白，戏子的台步，戏子的身段，只不过把象征性的道具改成实物而已。有些人只是来看国语绍兴戏，只是捧角，而不是来欣赏电影也。中国电影退步到绍兴戏大搬家，爱国分子能不难过哉？

在放演《梁祝》前，加演了预告片《白蛇传》，虽然只短短几分钟，仍是绍兴戏大搬家，除了照样黄梅调外外部因素，后者研究语言的内部结构。另外，对语言有共时，上面有白蛇、青蛇盗仙草的镜头，二位女士被天兵天将团团围住，打将起来，跟戏台上的戏子打将起来一样：“匡匡匡匡”一阵，无分敌我，猛地攒拳怒目，猛地一动不动，状如一下子切断电源的电器木偶，惨不忍睹。

舞台上限于客观的事实，打将起来，可能不得不如此。电影是第八艺术，自应有它的技巧。《白蛇传》内容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梁祝》是知道的矣。这种价值连城的民间故事，像罗米欧和朱丽叶，落到莎士比亚先生之手，便成为世界名剧，而梁祝落到中国笨导演之手，便成了地方戏大搬家，这是中国人的创造力不够乎？抑认定中国的观众不过半票程度，只能欣赏女扮男装的绍兴戏乎？

半票问题之五

《梁祝》的结尾最使人紧张，当祝英台女士哭坟时，我还以为她要碰碑哩，结果没有碰。哭了半天，我以为她又要碰啦，结果又没有碰。我可不是主张她非碰不可，而是从她口头上嚷嚷殉情的情形，推测她一定会如此实践，这不是女主角的错（请问，该片中谁是女主角？又谁是男主角），而是笨导演的脑筋在那个节骨眼上，恰恰不灵活。盖笨导演不准她碰，她就不能碰。女主角既没有殉情的行动，前已言之，万一上帝不帮忙，坟墓不开，真不知道这出戏将如何下场也，是她仍上花轿嫁人乎？抑届时再补上一碰？

悲剧的气氛和条件不完整，使人泄气，而女主角竟抱着石碑又哭又唱，也是奇景。柏杨先生当时就问柏杨夫人曰：“敝老头归天之后，你是扑到我坟上哭乎？抑只抱着墓前的石碑哭乎？”老妻大怒曰：“当然跟祝英台一样，抱着石碑哭。”如此便无话可说，不过一旦是老妻先我而翘了辫子，我一定抚棺大恸，不会捧着她的玉照大恸也。

关于考据方面，已有人指出很多。东晋时候，怎么有床？那时连皇帝都是睡榻榻米的，祝府和梁府却竟然大睡其床，如果教他们睡沙发，岂不更雅乎？而那时候人人穿木屐的，却忽然穿起朝靴来，如果教他们穿上皮鞋，将更现代化也。然而，这都不用提啦，因为提得太多，便有很多人更不高兴。最近《自立晚报》曾接不少电话，几乎千篇一律把拍杨先生大骂一顿，有的还咒我早死算啦，另外还有不少读者先生来信，也都努力攻击。朋友告我曰：“你说电影不好就可以啦，盖你说不好，我说好，不妨各行其是。而如今你一杆子打落一船人，把入迷的观众说成半票，自然激起众怒，也自然麻烦如此之多。”呜呼！这番道理很对，但问题却有二焉：第一，谄媚群众和迎合群众心理，那是大政治家和教习的事，不是柏杨先生的事。当初法国屈里弗斯案的时候，左拉先生为了支持屈里弗斯先生，以致于被法庭判刑，他的著作被焚，走到街上都要挨揍，凡是发表他文章的报馆都被捣得稀烂，天翻地覆，乌烟瘴气，然而左拉先生并没有讨饶。柏杨先生所面临的不过仅是来信辱骂，仅是打电话告诉报馆要停报，这种蠢血沸腾的镜头，比起法国，还差得远哩。第二，主要的是，柏杨先生固不在批评《梁祝》电影，因为它本身没有艺术价值，而主要的正是研究半票观众。当《文星》杂志那篇《半票读者》发表后，当时我也曾气得打跌——哎哟，你高级呀，你全票呀，柏杨先生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而竟说我是半票，普天下只有你《文星》杂志有眼光是不是？咱们走着瞧。然后时间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