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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似乎关系着一个时代观念——文艺算老几的观念。从大学堂中国文学系的课程上，可看出一点苗头。研究的全是一些古董，不是《诗经》，便是《楚辞》，和时代最接近的元曲，距今也有六百年之久，似乎六百年以后无文学焉。柏杨先生前曾建议把现在的中国文学系，改为“中国古代文学系”，而再设立一个“中国近代文学系”，除了研究古董之外，还研究新的产品。呜呼，现代大人先生看不起的作品，再过六百年，恐怕又有人当经典拜读矣，岂中国人天生的“崇古命”乎？此议无人采纳，盖理由再充足都没有用，无权便没有分量也。于是台湾乃成为洋大人所说的文化沙漠。大官愤然反击，拿出几株古老的树干炫耀，其情之急，其心之虚，可怜亦复可敬。

现在这时代，学理工的最最吃香，其情形跟清王朝末年，简直如同从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一样。那时的大人物认为只要有铁甲船和洋枪、洋炮，国家便会强盛。而今的大人物又是如此这般主要人物均为浙江永嘉人，故名。其学主礼乐制度，求见之，也认为只要我们能设立一个原子炉，只要青年人都去当工程师，就前途如锦。小民不禁叹曰：第一流人才都去学理工，则只有第二流学文法学科的人，才去治理国家，这个国家能搞得好乎哉？

文艺创作中，小说为首。从这个“小”字，可了解传统士大夫对文艺是一种啥看法。中国所谓的“正史”，谎话多如牛毛。（例如，每个大头目之生，必有其奇怪现象，不是谎是啥？）中国人不以为非，独对文艺创作，却认为是小说家言，荒诞不经。这当然是谈得太远，但归结一句话曰：没有文化水准的大人先生，迄今似乎非常得意地在故纸堆里打滚，不敢正视一下文艺的价值。

阳明山会谈的参与人士，都是一时的大小人物，自不用说。但其中如果有一位诗人在内，该是如何的气氛，又该是如何的观感也？官僚似乎只注意到有钱有势的人，没有注意到有影响力的人。老板固然伟大，在他辖下，他开革你，你只有卷行李走路。但作家们的一册书出，影响无限。金帝国皇帝完颜亮先生，读到“十里荷花，三秋桂子”，而欣然兴投鞭断流之志。林肯先生也是看了《吁天录》，才注意到黑奴问题。似乎中国大人先生有点异样。

台湾绰号一直相当地多，文化沙漠仅是其中之一，从阳明山会谈鸟瞰全岛，金光闪烁，独无墨水味哲学家和科学家如霍布斯、伽利略、波义耳等都持此说。洛，似可列入世界十大奇观。

（柏老按：一九六○年代，情形如此。想不到七○年代，文艺起飞。八○年代，文艺茁壮，把一些老顽固气得要死。）

（柏老又按：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那时也参加阳明山二次会谈，我们还不相识。想不到七年之后，他却为我的入狱，而十年如一日地奔走营救，嗟夫。）

世界上哪种文字最难言人人殊，有人说日文最难，有人说中文最难，有人说法文最难，有人说俄文最难意而忘象。“由此提出一种解《易》的义理之学。，大都是出于自己的感觉。如美国小学生认为英文最难一样，主观的成分多，客观的成分少也。盖难易在于比较，一个人怎能同时把世界各种文字都弄得通耶，只好各人坚持各人的意见。

不过，凡是无法比较之事，都可借观察而得，我们虽不能爬到木星上和火星上用尺量量，看谁最大，但坐在望远镜前仔细地瞧上一瞧，其答案总差不太多。文字难易问题，亦可用此法判断。尝见美国小孩，进学堂读了三年五载，便可写出通顺的文章，一到初中，简直洋洋洒洒，长篇大论。反观中国，不要说小学生写不通一封信，便是大学生，能写得通信的，有几人载？（柏杨先生这话不作抬杠之用，盖抬起杠来，我也可挑出数名青年，文字硬是第一。）以致发生有些大学生写情书时，都不得不请人代庖的奇异现象。

于是，专门靠搞中文吃饭的老学究有言曰，那是他们不肯用功所致。乃开出一张书单，上有《墨子》、《庄子》、《论语》、《史记》等等。又曰，读熟了那些，包管可通。呜呼，即令读熟了那些，也不可能通。何况根本无法读熟乎？从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可以把一生精力都断送到辞藻章句里，而今不行，啦，他还要搞数学、搞化学、搞物理，搞普通人一看头都要发昏的其他高深玩艺。文字不过是一种工具，而不再是唯一的目的，哪有那么多时间往里钻乎哉？

无论如何，中文大概至少比英文难。中国人学英文，只要稍微专心一点，就能说能写；而洋大人学中文，给他二十年、三十年时间姚际恒（1647—约1715）清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