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部分(第1/4 页)

常有些人摇头曰：“怪啦怪啦，我们小时候从没有听说过哈叫恶补。”这和另一些人摇头一样：“我们从前出洋留学，也从没有听说过谁不肯回国的。”时代在变，如果我们没有新观念来接受逼面而来的现实，仍用古老的想法去想联。它在中国殷周之际已产生，其后战国的荀子、东汉的王，恐怕一辈子都难想得通。其实岂止我们小时候没有这种花样，就是十年前也没有这种花样，现在如果只轻描淡写地说它是“过度”，则将来不仅孩子变成小僵尸而已，终有一天国亡家破，死无葬身之地，还不知道为了啥哩。

夏禹帝姒文命先生治水的故事，可作我们的参考：他爹治水，只知道“堵”，堵的结果，天天忙得要命，而问题天天发生。记过啦、撤职啦，呼天抢地，似乎煞有介事，不过只在“堵”而已。呜呼，堵如果能成功，老太爷的头砍不下来矣。姒文命先生的办法是“浚”，这是一种崭新的观念，即先瞧瞧它的源头，学院派谓之“正本清源”者也。先在源头上下功夫，然后才有希望把教育纳入正轨。

（柏老按：延长义务教育不能消灭恶补，我老人家在一九六○年代，就以铁嘴身份预言之矣，当时没人相信，而今一九八○年代，果然恶补得更为厉害，嗟夫。）

谁都阻挡不住

恶补是一种苛政。柳宗元先生认为：凡是苛政，都猛于虎。其襟何止猛于虎而已，同时也毒如蛇。不过别的苛政，大家一致反对，只恶补这玩艺，大家虽在表面上一致反对，私底下却喜之不暇。把活活泼泼的孩子蹂躏成小僵尸，该是多么残酷的事，可是父母却甘心情愿，教习也甘心情愿；即令父母教习不甘心情愿，孩子们自己到了五、六年级，已经懂事啦，一瞧前途茫茫，他自己也甘心情愿，正因为“都督打黄盖，愿打愿挨”，所以谁也禁止不住。政府官儿虽然努力在禁，但他们一面禁，一面却又努力制造非恶补便不行的情况，好像一个人一面嚷嚷烤死人啦，一面却往火堆里添柴，它怎么能不烤死人乎哉？

显然这不单纯是政治问题，更不单纯是教育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也就是需要问题。柏杨先生最近晕晕陶陶，想开一个“飞腿补习班”，专门教孩子们打各式各样飞腿，请问阁下，有人来乎哉？不要说柏杨先生，就是恶补大王补习打飞腿，都没人上钩。为啥没人上钧乎？学会了打飞腿，没有用也。不过一旦初中入学考试有一门功课是打飞腿的，把顽童们排到院子里，看谁的飞腿打得多，打得高，打得花样百出，谁就金榜题名，那时候你看柏杨先生门庭若市吧。不要说顽童啦，如果出国考试也考打飞腿，则妙龄女郎焉，半老徐娘焉，年轻小伙焉，恐怕都得拜我为师，届时我一小时收一百元，发了大财，第一件事就是天天吃一个荷包蛋（听说荷包蛋奇补）。

有需要才有供应。正人君子可能说该需要是不正当的，不过他如果有孩子读国民小学堂的话，他就知道这种需要正当得要命。即令是不正当的，但正当不正当是一回事，需要不需要又是一回事也。于是乎顺调大王大怒曰：“照你说来，我们对恶补没有办法拉？”呜呼，当然没有办法，越大怒越没办法。别瞧官儿拍桌子打板凳，认为靠着他那一权力就可消除恶补，他要能消除恶补，我输你一块钱。

这种畸形现象来自于强烈的竞争，苏秦先生把头发挂到梁上，用锥子扎自己的屁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为啥如此？因他被其他的游说之士挤垮，要想战胜别的竞争者体“。”种的逻辑“是社会存在的逻辑。”种“就是民族、阶级、，唯一的办法只有如此；恶补的结果不辜负他，他最后母于佩上六国相印，连迎接他的嫂嫂，都趴到地下吻他的脚。他阁下如果一垮到底，顶多待在家里抱娃儿而已。孩子们国民小学堂毕业后，如果不能升初中，他将有什么遭遇哉？做事吧，学识太低；做工吧，年龄太小；只好在街上闲荡，断送一生。用他一生的前途和恶补比较起来，当然是非恶补不可。有几个做父母的，不下恶补的狠心耶？

延长义务教育和记过撤职，都不能解决恶补。明王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先生，英明过度，对凡是失地失城的官儿，一律“逮京处斩”，虽然如此穷凶极恶，失地的照样失地，失城的也照样失城，盖非愿意也，是木法度也。记过撤职亦然。昨天晚上，我去台湾省教育厅一个官儿府上借钱，看见一幕奇景：他的自用汽车开到马路上吹风，而在汽车间里，摆上长桌，有六七个孩子，正埋头做功课；教习一人，双手后背，悠哉游哉，来回巡视。盖该官儿怕他孩子单独补习寂寞，所以招揽了一大群，共同奋斗。我眼前立刻浮起他对记者谈话时，要誓死根绝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