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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进攻、战争，似乎离这里都很远。黄昏时分，苔斯回来了，她在旅馆后面山坡上滑了4英里的雪，脸庞红扑扑的；艾莲回屋时脸庞更为红润，她在雪地里玩了一整天。在我病倒之前，晚上会吃一顿精美的、不受配给限制的晚餐，然后在酒吧里与头脑正常的人们聊天和跳舞。在第一天以及我走下病床的最后三天，在山下的滑冰场与中国驻巴黎大使顾维钧一道滑冰。他的流感也才好，并刚开始学习滑冰。顾大使看上去像30岁，但实际上可能已经50多岁。他试图向我传授中国人久已知晓的长远观点，但我既无耐性也缺乏这方面的智慧。他经历了中国的战争，在他看来这场战争不过是漫长故事中的一个章节而已，只不过是人们必经的一站和漫长艰苦道路上的一个停顿而已。他一边柔和地讲着，一边踩着溜冰鞋跌跌撞撞地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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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2月23日

我的生日。想想现在已经36岁了，目前为止一事无成，而中年时光过得又是多么迅速。

昨天在瑞士边境的经历很不愉快：瑞士人拿走了我所有的生活用品——巧克力、肥皂、罐头、咖啡和威南特给我的一瓶威士忌。我明白他们的意思。他们与外部世界相隔绝，希望保留他们所有的一切东西，不愿让它们落入德国人手里。但是我很心疼。在德国人那边，盖世太保搜查了三分之二的旅客，包括所有妇女。不知什么原因，可能是因为我是最后一个检查完护照的人而列车已经晚点，他们放过了我。

今天（周五）早晨抵达这里，发现今天的伙食里没有肉。食品令人厌恶。因为倒春寒，没有鱼吃。甚至在阿德隆饭店，我也只能吃土豆和罐头蔬菜，而朋友们还说我算幸运的，因为过去几天甚至连土豆都没有，城里供应的土豆都被冻坏了。在瑞士待了几天后，再看德国的报纸，似乎都是疯话。但是德国人仍然“吞下”了这些伙食和谎话。在这个可怕的冬季过后，他们的士气更加低落，但是他们似乎仍然是那么温顺听话。很难想像出他们忍受能力的限度。

关于春季攻势这里谈论的很多。但是到底将在哪里发动呢？

柏林，2月25日

今天X先生告诉我一个离奇的故事。他声称，正在计划把党卫队突击队员藏在货船底舱，将他们运往斯堪的纳维亚、比利时和非洲的港口，随后夺取那些地方。对此我实在难以置信。即使他们能够进入港口（这一点也很成问题），他们怎么能够守得住呢？我怀疑这个故事是个诡计，纳粹希望我们广为宣传，以此作为神经战的一部分。我不会上他们的当。

柏林，2月27日

马尔文从侧面发掘出许多有关战时德国生活的有趣故事。她访问了9所纳粹新娘学校中的一所，在那里党卫队成员的妻子或未婚妻将被教会如何做好一个家庭主妇和为下场战争生产炮灰的好机器。在婚内或者婚外都可以。1939年10月28日，德国警察头子和党卫队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下令：“超乎可能尚属必需的资产阶级的法律、风俗和观念的限制，拥有良好血统的德国妇女和姑娘们现在最大的任务是，并非出于轻佻无聊而是出于发自内心的真诚的道德感情，（甚至在婚姻约束之外）也应成为出发作战的士兵们孩子的母亲……对于按照国家命令仍然待在国内的男人和妇女们而言，在这些时候再次成为孩子们的父母对于他们而言是比平时更为神圣的义务。”希姆莱承诺党卫队将承担所有在前线战死的雅利安种族士兵的所有合法和私生子女的监护责任。她们还被教育应如何阅读纳粹报纸以及收听纳粹电台。马尔文注意到在女孩宿舍里只有两本书，其中一本是《北欧国家和人民的信仰》（The　Belief　in　the　Nordic　State）……因为缺乏肥皂，洗涤工作也不得不相应减少，马尔文发现德国职员们穿上了纸衣领。每个衣领只花8分钱，可以穿两天，然后就扔掉……马尔文说许多公共场所由于缺煤都悄悄关闭了，包括柏林大学工学院、国家图书馆以及大多数学校。教堂里也不许烧煤，直到接到进一步通知。她还向我描述，有一天她去拜访一位德国老太太，这位老夫人露面时穿着两件毛衣、一件毛皮大衣和套靴。她客厅里的温度低至华氏46度……虽然德国人每年移民美国的配额是27000人，但马尔文发现美国领事馆接到的出国申请名单却有248000人之多。其中98％都是犹太人，这就是说有一半的犹太人要离开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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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3月1日

萨莫尔·韦尔斯（Summer　Welles）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