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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英国的公学，特别是最有名的那几所公学，在英国历史上为当时的社会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应该说英国的公学是真正的精英学校，但是并不一定是贵族学校。虽然，公学的绝大部分学生来自富有的家庭和上流社会，其中不乏贵族子弟乃至皇室成员，但是也有一小部分学生通过考奖学金进入公学，这一小部分学生可能来自一般的中产阶级家庭，甚至劳动人民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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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考奖学金（1）

（一）我一直担心应试教育对他的影响，如果把考试成绩看得太重，他就会失去很多学习新知识的机会，也失去了学习的乐趣，所以希望他到英国来受教育。

张艮从宋顿中学初中毕业时，我在英国已经十多年了。张艮在国内时我一直担心应试教育对他的影响，如果把考试成绩看得太重，他就会失去很多学习新知识的机会，也失去了学习的乐趣，所以希望他到英国来受教育。来英国后，特别是参观剑桥后，我们最大的愿望是他能够考上剑桥。像许多考上了剑桥的孩子那样，张艮只要把各门规定的课程学好，有了好的考试成绩，再加上一些课外的活动，诸如参加一些竞赛，他考上剑桥也是可能的。

然而，在英国这十多年，我在工作中接触了很多英国人，其中不乏很优秀的英国人，他们中有许多是从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毕业的，也有许多不是从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毕业。张艮受教育和我自己工作的经历使我对教育的观念，特别是对张艮是否一定要上剑桥大学的观念，有了很大的变化。

我在英国认识的第一个从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毕业的是贝利博士。贝利博士是学地质的，他从牛津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那时我到英国才两年，在南安普顿大学地质系工作，参加了英国的一个关于核废料存放的研究项目。

这个项目由英国地质局牵头，另外有两个大学参加。英国地质局有两个研究人员，贝利和另一位博士，另外布里斯托尔大学有一位博士。我们四人在英格兰北部的湖区住了半年，从地质构造方面研究在那儿存放核废料的可行性。我们都有博士学位，我是在国内拿的博士学位，他们都是英国人在英国拿的博士学位，另外他们都比我年轻，三十岁出头。

我们在湖区租了一栋有4个卧室的房子，两辆越野车，每天早出晚归，朝夕相处，所以彼此很熟悉。贝利博士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我看不出他们三个在学术上什么差别，但是他们人文方面的素养却相去甚远。贝利博士讲话特别清楚，他不但发音非常标准，并且讲事情极有条理。他既学识渊博，又谈笑风生，好像与任何人都有共同的爱好和兴趣，都有许多交谈的话题。但是他为人很谦和，待人彬彬有礼，其他的人很尊重他。

我们刚开始工作时，有一件事情让我终身难忘。我们的工作要用罗盘测量大量的数据，所以罗盘测量数据的精度对研究工作的质量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第一天开始工作前，贝利要求我们每人用自己的罗盘测一根地上的树干，然后把测量的方位和倾角写在自己的记录本上，这样可以比较我们测量数据的精度。结果让我大吃一惊，他们三人的测量结果彼此相差一度左右，而我的测量结果与他们相比有三度的差别，显然我的测量有问题。我当时非常难堪，真是恨不得找一条地缝钻进去。

到英国后，我的英文一直是个问题，但是我的业务水平不比英国同事差，没有想到最起码的技能却不如英国人。虽然贝利安慰我，测量数据的精度差一点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我一直闷闷不乐，有一种技不如人和滥竽充数的感觉。

一周后，贝利带回两个同一厂家制造的罗盘，要我与他再测量相同的物体，结果我们测量的数据非常接近，几乎是相同的。原来我上次的测量误差，是由于不同的罗盘引起的。贝利很高兴，赶紧把我们测量的结果告诉那两位同事，说我测量数据的精度是非常高的。贝利告诉我，上次测量后，他就怀疑我的测量误差是由不同的罗盘引起的，所以他打算用相同的罗盘再测量一次。贝利对科学的严谨让我很佩服他，让我更尊重他的是他的为人，一丝不苟并且与人为善，一种特有的人文品质。

南安普顿大学的瑞珀教授是另一个给我印象很深的人。瑞珀本科毕业于剑桥大学土木工程系，尔后在剑桥大学获工学博士，三十五岁在南安普顿大学土木工程系任教授，四十岁任系主任。我虽然在南安普顿大学地质系工作，但是与他一直有合作项目，所以经常在一起。

第八章：考奖学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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