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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点，中国古来的集市贸易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日午”，二是“井边”。前者是天气要温暖，后者要使得交易者能够随时喝水。等集市逐步发展到乡镇和城市时，“井边”就势必要变成临近“水系”了。等乡镇扩大到一定程度，自身就要具备一定的形状，一旦拥有足够的人群，在众多分散住宅的四周，就要筑城保护自身。城垣一出现就是有形状的。中国古老哲学提倡“天圆地方”，最早周王朝的城垣就是一个匀称的四方形。城垣里的最小单位，是统治者的院子，要有等级不同的住房，以及登高瞭望的堡垒。这两样一结合再扩大，就变成城垣的城墙与城楼。在此后的漫长时期中，城垣的形状都是正方形的。其后的秦朝一变，依照地势起伏建造了连绵几百里的阿房宫。到了唐朝，又恢复了周王朝的正方形。到元代大都建立时，采取了“三城相套”的格局。最核心处是宫城，外围些是皇城，最外围才是正方形的大都城。东、西、南三面都各开了三个城门，唯独北边只有两个，在北边的正中没有城门。这大约是中国都城成熟的标志：皇帝要面南背北，所以他背后不能开门，恐怕王气因此而泄漏。这更可以打一个比方，《三国演义》写诸葛亮防止自己死后魏延叛乱，就把一幅密令交给了自己“文臣”方面的继承人姜维。等到后来魏延果然不服将令的时候，大臣杨仪要魏连喊三声“谁敢杀我”，相约等第三声叫过再没动静，杨仪就向魏交权。结果等魏踌躇自得地喊到第三声时，在其身后果然就有人应声：“我敢杀你！”说话者乃汉将马岱，他手起刀落，杀了魏延，完成了诸葛临终前之托付。大概后世帝王从中借鉴，要防止身后有不轨之人埋伏，这或许也是“身后（也即是北方）不能开门（站人）”的深层道理。

试问人类为什么要建造城市？城市的本质是什么？不妨这样回答：当人群具有了足够数量之后，他们需要获得一种安全感，于是就自己“画地为牢”，用一道城墙把自己封闭起来。所以从本质上说，城墙的本质是自我封闭，但城中和城郊的市场，却又与城墙本身相辅相成，市场的本质是开放和搞活。但是，人们有了城墙，就又得设立城门，以供人群的出进。再，一道城门或许还嫌不够坚固，于是又创造出在城门外再设立一道箭楼，并在箭楼与城门之间围绕起两道弧形的瓮城。不仅便于保卫，而且还可以把少量敌人引进来“关门打狗”。这一套城门、箭楼、瓮城本来都是为实用而产生的，后来慢慢“军转民”——北京各个城门在市民生活中派上了不同用场。明人史玄《旧京遗事》有记：“京师九门，皆有税课，而统于崇文一司。原额岁九万余两，今加至十万余两，例加也。各门课钱，俱有小内使经管收纳。凡男子囊袱骑驴，例须有课，轮车则计囊袱多少以为算榷。至于菜茄入城，乡民亦须于鬓边插钱二文，以凭经税小内使径行摘之，彼此不须相问，甚可粲也。鸡豚必察，不知何年经始历阶，今遂为司农正赋耳。又长安大城内宰猪，例于诸门外屠割入城，每猪税二十五文。终朝之入，坊巷闲民暗计用猪多少以占市事，垄断之用术不在商而在朝也。”此例沿袭到清朝，这种逢人纳税、遇路留钱的“世相”仍然盛行。清人查嗣瑮曾有诗云：“九门征课一门（按：崇文门）专，马迹车尘互接连。内使自取花担税，朝朝插鬓掠双钱。”至于这些零星盘削的税赋，多少用做了王宫内室的珍馐和胭脂钱，只有那些尽职尽责的税官们清楚了。比如说，处在北京正中心位置的前门，主要用于商业；崇文门连着旧日海关，供商人随时出入；宣武门外是宣南文化的发祥地，赶考之人出入比较多；西直门主要是为皇宫运送西郊的泉水；朝阳门担负从通州运粮食的功能；德胜门是军队出征的经由之地，等军队回归，则就要进安定门了。如此种种，日久天长，实用基础上又增添了审美价值。刘秉忠的贡献还在于，他为元大都设立了城市的中轴线，线的左右基本对称，重要的建筑物也需要左右对称，甚至连朝臣上朝，都要文臣在左而武将在右。这种种的设定，其背后的根据就是中国的古典哲学，以及自周之后历朝建设都城形成的规矩。

放眼水系与城垣（3）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往往水系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例如元大都之前的金中都，位置在现北京城的西南，中都的中心位于今广安门西南。当时为中都提供水源的，是北京西南方的西湖，面积很小，水源有限。后来蒙古军队统帅忽必烈南下攻打金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