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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立尔》杂志带头，一九四三年七月，刊出文章，题为《小蒋建立型模，作为新中国未来的范例》（Gissimo　is　Building　a　Model　State　as　anExample　for　New　China）。＇10＇

《纽约时报》记者阿德金森（剧评家）专程去赣南实地采访，同年十一月五日，刊出《赣南建立民治的目标》的特写。文章说：“中国方面的有识之士，都一相情愿地高谈中国的现代化，却只有赣南在真正的推行。”

经国的声望，火箭似地直上云霄，国民党内部最敏感，一种强烈的酸性反应，马上变成气体，弥漫到重庆的蒋先生那儿。指责专区的举措是苏联社会主义的中国版。更露骨的说法是：“蒋经国是道地的共产党，

赣南快被赤化了。”

延安的中共领导阶层，一样聚精会神地，密切注视着赣南的动态。

然而，经国再努力，也跳不出国民党的大圈圈。在苏联时，人家说他是“带国民党本质的共产党”，回到国内，他成为有共产党气质的国民党。他好象什么都不是，他的冲力，只能到某一限度，就停摆了。

经国的如意算盘，以赣南为起点，江西有成绩，再推展到全国。事实证明，他了解苏联，并不了解中国。国民党的烂摊子，比他想象的要难弄多了。

从这个角度，分析他的新政，热闹有余，成事不足，禁禁烟赌，抓抓土匪强盗，尽可放手大干，且容易看得见成绩。一旦动摇到国民党的根本，注定非败阵不可。以他公布的“新赣南土地政策”为例，规定土地分配，依人口而决定，超额由中国农民银行照价收买，再转贷给佃农，地价由人民开会来决定，分五年还清，＇11＇是一种温和的土地政策。听起来，好象很动人。后来，陈诚在台湾实施，就非常成功。

但是，当时的社会环境经济条件，他办得到吗？垄断土地的土豪劣绅，封建保守，要改革，只有斯大林的办法，才能彻底施行。使大地主破产，国民党的根基，即会动摇。而由“银行照价收买”，银行固没有这样大的财力，地主怎肯把土地换银钱，少了可作威作福的屏障。

紧跟着那个三年计划之后，一九四三年底，马上宣布了新的“五年计划”，菜单开得的确很丰富。其建设纲领第九条，说是将各县城改建为现代标准城市，并将各县二十八个旧市镇，改建为现代化的市镇，赣城人口扩充至五十万人。在各项工作表中，把炼钢、炼铁、炼铜列为优先。

《东南日报》一篇批评，评得极为合理：

“以蒋君五年计划完成的希望，民间享受，可以超过苏联，甚至步趋美国，以赣南一隅之地，纵使尽到最大的努力，恐亦难以如愿，尤其是炼钢、炼铜，及制造机器，都属于重工业范围，毫无基础，谈何容易，试问我国现在有几个炼钢厂、机器制造厂，乃欲以赣南十一县之力，从事于此。而且一个不足，竟想设三、四个之多。五年期间，又极短促，以此列入计划，我真惊叹他们的胆量。”＇12＇

经国很多想法上的大跃进，一九四二年七月四日，他在专区县长会议上，说了一个新中国的梦：

“那时的赣州，一路所望到的都是花园树木，而且警察也没有了，路上都是机器来指挥交通。自卫队也没有了，因为大家都能安居乐业，没有土匪强盗，所以用不到自卫队了（全境只有穿白色制服的政治指导员）。赣南的大礼堂，也移到南康去了，一路看去，看到了几处炼钢厂和飞机制造厂，那个很小的沙石埠，也造成了一座很漂亮的电车站，那个大礼堂，堂皇美丽，可以容纳两万人。大礼堂之正中在转映纽约的电影和维也纳的音乐，几处电视的幕上，正在映出伦敦的足球赛。那时候，已成为电气化的世界。”＇13＇

这反映了经国不务实，喜欢说大话的毛病。支票满天飞，兑不了现，就有损到自己的声望信誉。他自己也承认，很多事情“缺少详细计划”。

内部的压力，迫使蒋先生在谗言的围攻下，一方面默许经国的做法，一方面也不免感到经国的锋芒太露，留下了经国终于离开赣南的伏笔。

一九四三年，经国在赣南的工作终于告一段落。那是蒋先生的意旨，觉得经国留在农村的时间太久了，先交卸了赣县县长。十二月发表新命，升任江西省府委员。一九四四年的元月，远走重庆，出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进入中央级工作。专员职务，虽在一九四五年移交，其实，他早已和赣南分割了。一切改革计划，和他的去向一样，付之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