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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部主任，交给经国，当时的环境下，众望所归。青年军时代，经国已初试锋芒，仅限于浅尝辄止，配合政工改造，环顾国民党的高级军政干部中，只有这位共产党出身的小蒋，能够胜任。这年，经国四十初度，年龄、体力、经验，均属黄金时代。一般相信，只有他能对国军的再生，赋予活力和希望。

除了政治部的官衔，蒋先生赋予他更重要的两项使命：负责监督筹划情报业务；和对大陆游击活动的指挥派遣。

前年七月，蒋先生在高雄秘密集会，成立包括蒋经国在内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并以唐纵为召集人，基本任务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18＇

一九五O年，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实际由经国一手包办，举凡一切党政特务机构，归其管辖指挥。资料组设副主任，由陈大庆担任，调张师执行秘书，彭孟缉的保安处，则为直接行动的基干。政治部第四处主管保防，实际等于夺取了毛人凤保密局的业务。

“保密防谍”的口号，透过各种传播媒介，普及全岛每一个角落。功效亦有目共睹，破获的中共间谍网，如蔡孝乾案、吴石案、《新生报》董事长李友邦案，国际间谍如李朋案，居高职的“台糖”、“台电”总经理，亦因“通匪”伏法。

位于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取代过去南京雨花台的地位。据执教东京立教大学的戴国辉说：“我当时在南海路的建国中学念书，有天我看到一辆卡车，载着七、八位犯人，双手背绑，口用白衣扎着，大概怕

他们声张，一忽儿，传来枪声。我心里想，他们做了革命的烈士了。”＇19＇翻开一九五Q年前半年的《中央日报》，“匪谍xx等数犯，昨日枪决伏法”的标题，一周出现好几次。

以“匪嫌”名义，送往青岛东路军人监狱、台东绿岛，或用麻袋捆扎，未经司法程序，丢到海里喂鱼的，不计其数。台北的一位化学工程师陈天民，江苏靖江人，因为出言不慎，告诉投奔他的乡亲们说：“台湾都快解放了，你们还来这里干什么？”＇20＇经人检举，判刑十五年。陈当然不是“匪谍”，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的指控，充其量，不过是对国民党的统治前途失去信心而已。

诺贝尔奖金得主李政道的母亲张明璋女士和儿子李崇道（后来曾担任中兴大学校长），因在淡水家中，留宿一位广西大学时候的同窗，卒以“掩护匪谍”罪，琅珰入狱。

受害人童轩荪的遭遇，提供我们活生生的故事，益证特务们如何荒唐与无知。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深夜三点多，情治人员猛敲大门，闯进童宅。他们借户口检查为名，到处翻搜，但一无所得，仅搜去一本翻译小说《汤姆历险记》作为罪证。便将童轩荪押走。

在逮捕童轩荪之后，情治人员又将他公司的经理、会计及其它职员全抓到刑警总队。保安司令部出示封条，将公司查封，童家偌大财产，就这样毁于一旦。

童轩荪最初被送到刑警总队，三天内被押往西宁南路保安处。保安处座落在日据时代的东本愿寺，警备司令部最早时在那里设立调查处，侦讯政治犯。提起这“最可怕的黑地方”，童先生余悸犹存地说：“那里无需法律程序，随时可以枪毙人。”

童轩荪在保安处关了三个月，刑求盘问，查不出任何罪证。童太太问说：“没有罪是不是可以释放？”他们回说：“进来容易出去难，还要留一段时间做‘参考资料’。”

由于查无罪证，情治单位便以“思想左倾，意志不坚”为名，发交内湖新生营感训七个月。这样，童轩荪又开始了他的另一段“历险记”。

所谓“思想左倾”，唯一能够找出的“罪证”便是一本小儿读物《汤姆历险记》。童轩荪大为不解，问说：“这本书和我有什么关系？”侦讯人员说：“这上面明明印着马克·吐温的字样，那不是马克思一家吗？你看这种书就是思想有问题。”这使我想起老友陈映真《小说家》被捕时，他们要他写下读过哪些作家的作品，当他写出《左拉》时，那位侦讯人员目光为之一亮，瞪大了眼问：“这是谁，这是谁？”映真忽然明白过来，笑笑说：“啊！左拉是音译，他是法国作家，并不属于左派。”＇21＇

特务所逮捕的，自有不少同情中共的分子，但其中，更多是无辜的人民或光复初期来台的知识的子。当局如是血腥遍野，肆无忌惮的原因，报复主义为其一，大陆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