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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上将被陈伯达、江青所逼，留下“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的字条，含冤自尽。

1月21日，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中将突然不明不白地死于司令部招待所花园的一口井里。

1月22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张霖之被残酷迫害致死。

1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卫恒连续惨遭揪斗，自杀身亡。

短短的一个月内，这么多党、政、军高层领导含冤身亡。这些老干部过去出生入死，没有倒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下，却死在了……

就说张霖之吧。他1929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发动盐民暴动，组织红军游击队。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组织部长，在黄河以北领导抗日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区党委书记、纵队政委、第二野战军兵团副政委，参加了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解放大西南等战役。建国后历任南京市副市长，重庆市委书记，第二、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部长，电力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江青一伙说张霖之是彭真线上的人，是彭真的死党，煽动造反派揪斗张霖之。

1966年底，张霖之正在东北深入矿区检查煤炭生产情况，被煤炭部和北京矿业学院的造反派揪回北京批斗。在江青、戚本禹的直接指挥下，张霖之在短时间内被残酷地批斗了50多次。由于他性情刚烈，宁折不弯，造反派对他进行了非人的折磨。

这一幕幕的血腥惨剧怎能不叫广大的老干部义愤填膺，拍案而起！

周恩来是在张霖之惨死之后才得知消息的。极度悲愤之中，周恩来眼含泪水，拿着张霖之遍体鳞伤的照片，激愤地质问造反派：“你们把张霖之部长扣押40多天，不让他回家，也不向我报告，批斗几十次，刑讯逼供，是谁给你们的权力？别说对一个部长，就是对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不能这样啊！如果连一个部长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真是无法无天了！”

国务院会议上，周恩来为自己没能保护好张霖之而深感内疚。他悲愤地说：“霖之同志不明不白的就这样死了，他是国务院的一位部长，是中央候补委员，叫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啊！”

在场的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谷牧等看着周恩来那悲戚的面容，听着他那激愤的声音，无不为之动容。

如果说，在1966年下半年的几个月里，广大老干部出于对毛泽东的尊敬和崇拜，是在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中被动地紧跟，那么，面对阎红彦、陶勇、张霖之、卫恒等的惨死身亡，一大批老干部就怎么也想不通、跟不上了。

于是，一场在党内高层发生的、对文化大革命极左错误和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的大规模抗争由此开始了。

1月19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碰头会，讨论军队搞不搞“四大”

的问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参加了会议。

会上，江青、陈伯达、康生等蓄意制造混乱，一个劲地嚷着要军队支持革命群众开展“四大”，说“军队不能搞特殊，要和地方一样搞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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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倒行逆施的大规模抗争（2）

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坚持军队必须保持稳定，不能像地方一样搞“四大”。他们认为：军队有战备任务，军队稳不住，一旦敌人入侵，就无法应付。

如果军队开展“四大”，必然出现无政府主义，什么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都将变成一句空话。军队没有铁的纪律，命令不服从，打起仗来“放羊”，军队就不成其为军队了。这样搞下去，军队怎么能担负起保卫国家的重任？

两种意见，针锋相对。相持不下之际，江青、陈伯达、叶群突然向到会的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发起攻击，企图从总政打开缺口，搞乱军队，打倒老帅，窃取军权。

叶群给萧华强加了种种罪名，要他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

江青指着萧华的鼻子逼问：“今晚在工人体育场召开10万人大会，你敢去不敢去？”

陈伯达扯着嗓子喊：“你萧华是绅士，而不是战士。你要把人民解放军变成资产阶级军队。”

叶剑英、聂荣臻实在看不下去了，没等会议结束，就愤然退出会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