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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时的康生深知江青欲置周恩来于死地，竟装聋作哑，一声不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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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居心叵测

当江青一伙在策划陷害周恩来时，周恩来正忙于处理内蒙古问题。

自2月以来，在内蒙古自治区，军队与红卫兵的矛盾持续恶化，局势一度失控。成千上万的群众拦阻火车，上京告状，甚至发展到到中南海新华门前集体静坐，其中还有部分军人。

5月11、12日，呼和浩特市数千名群众（其中有数百名内蒙古军区的机关干部和战士）闯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机关并发生武斗。周恩来紧急约集中央军委常委和内蒙古军区有关负责人在京西宾馆开会，处理内蒙古问题。

在此前后，周恩来为处理内蒙古问题先后接见赴京的内蒙古各方代表达十几次，常常是通宵达旦。

不分昼夜苦撑危局已是不易，还得随时对付江青一伙的无端刁难与攻击。可以想象，当周恩来收到江青用心险恶的信后，是怎样的一种悲愤心情！

面对江青的居心叵测，周恩来断然予以反驳。他在江青的信上愤然批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

然而，周恩来深知，对江青一伙，仅仅作这样简单的说明和反驳是不起作用的。江青、康生一伙一手制造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就是前车之鉴。

试想一下，既然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这样一件中央知道并在党的两次代表大会上作过结论的事，在这伙别有用心的阴谋家的一再诬陷下，转眼间就被定性为“叛徒集团”，那么，谁又能保证“伍豪等脱离###启事”不会演绎成第二个“叛徒集团”？江青一伙正是基于诬陷制造“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大获全胜”，才敢明目张胆地以“伍豪事件”来诬陷周恩来。更为要紧的是，如果周恩来在这个时候被打倒，那就并不单是他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在目前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周恩来负有一种别人无法替代的责任与使命。陶铸被打倒了，几位老帅和三位副总理也因二月抗争失利而被迫靠边站了，唯有他有条件争得毛泽东的支持，同党内正义力量一起，与林彪、江青两个反动集团相抗衡。一旦他被打倒，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将更加肆无忌惮，党和国家的前途安危不堪设想。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周恩来又怎能不慎而又慎、防而又防？

就个人来说，周恩来不怕被打倒。但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周恩来又不得不考虑自己被打倒的后果。

5月19日，接到江青信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断然放下手头各事，亲自调阅了1932年上海各种旧报，将1931年至1932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并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信及所附的材料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诸同志阅，存。”

显然，毛泽东没有搭理江青的企图。

1967年底，北京有一学生给毛泽东写信，重提“伍豪等脱离###启事”。毛泽东明确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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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生涯的“冰点”时刻（1）

缅甸，是中国的友好睦邻。中缅两国有着20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两国边民自古以来就结成了亲如手足的“胞波”关系。

缅甸，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1950年6月8日，缅甸就同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中缅两国领导人也因此结成了深厚的友谊。1960　年12月，周恩来和陈毅率中国代表团赴缅甸庆祝缅甸独立节。缅甸总统吴努授予周恩来“崇高、伟大、博爱和光荣的拥护者”最高勋章。

然而，周恩来用心血浇灌出来的中缅两国人民深厚的“胞波”情谊，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被浓厚的极左思潮所窒息。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极左思潮很快祸及外交领域。

中央文革一伙在一旁推波助澜。他们要求国内有关部门向我国各驻外使馆、领馆大量寄送毛主席著作、语录、像章和“文革”宣传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