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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3月2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英国新任驻华代办谭森。周恩来说：英代办处房子是被坏人烧了。中国政府是反对那件事的。那天晚上，用以我为首的几个人的名义联名广播劝他们不要烧，但是那些坏人不听。你们的代办由解放军保护起来了。我们祝贺你们搬回去。修复费用应由中国政府负担。

同年，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表示：英国愿意撤销在台湾淡水的领事馆，并希望就中英两国外交关系的升格问题进行谈判。1972年3月，中英两国达成由代办处升格为大使馆的协议。

1972年11月，周恩来会见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霍姆，对1967年英国驻华代办处被烧一事再次表示道歉。他说：一个国家不会是永远正确的，总会犯一些错误的，总要检查嘛。我们是以这样的态度对待你们的，错了就承认。

谈到香港问题时，周恩来说：我国政府对极左分子在1967年的活动和他们在香港采取的政策是不赞成的。但你们一镇压，这个问题就大了。

周恩来明确告诉霍姆：只要亚洲不发生大的战争，香港的现状就可以维持。保留香港作为自由港，这对中英双方都有好处。

霍姆对周恩来坦诚相见的态度非常感激。中英关系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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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中柬关系的恶化（1）

柬埔寨是中国的友好近邻。

在某种意义上，中柬两国的友好关系是在周恩来和西哈努克亲王的个人友谊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起来的。西哈努克是通过周恩来认识了新中国。

1955年4月，周恩来作为新中国政府总理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国家首脑会议。西哈努克作为柬埔寨内阁首相也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

这是周恩来和西哈努克的第一次见面。

会上，一些亚非国家的领导人受帝国主义的挑唆，对新中国存在着种种疑虑和偏见，并说了一些不友好的话，甚至攻击“共产主义统治是###和独裁”，是一种“颠覆性的宗教”。周恩来从亚非人民团结的大局出发，没有计较，没有和他们发生正面冲突，而是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提出了符合亚非各国团结反帝、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正义主张，赢得了各国与会代表的高度赞誉。周恩来也因此被国际舆论誉为在会议“几乎陷入僵局的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会议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

“周总理高超的智慧、渊博的学识和文雅的风度，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这是西哈努克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后的追述和感叹。于是，他主动要求和周恩来来往。

周恩来对年轻英俊的西哈努克也有好感，尤其是对西哈努克所奉行坚持“独立、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颇为赞赏。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先后同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签订了《军事援助协定》、《共同防御条约》，又拼凑了《东北亚防御联盟》、《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对新中国形成了一个新月形包围圈。而柬埔寨作为一个中国近邻的小国，坚持“和平、中立”的政策，不和美国签订“军事条约”，不参加美国拼凑的“防御联盟”。这样一种面对帝国主义嚣张气焰的爱国正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着实难能可贵。

因此，周恩来也很愿意和西哈努克交朋友。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会见并宴请的第一位贵宾就是西哈努克。

从此，周恩来和西哈努克结下了终身的朋友之缘。在他们两个人的努力下，中柬友好关系得到迅速发展。

此后，中柬友谊在1960年柬埔寨国王逝世，周恩来再次访问柬埔寨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胜似兄弟般的黄金时期。

然而，就是这种胜似兄弟的中柬友谊，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的干扰和破坏下，一度出现意想不到的尴尬僵局，甚至到了差一点要断绝外交关系的地步。

事情也是我国驻柬埔寨使馆的部分工作人员的一些极左做法引起的。

对我国驻外使领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恩来就明确规定驻外使领馆只学文件，不搞运动，不搞“四大”。

1966年底和1967年初，我国驻各国的大使陆续奉调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这些回国的大使几乎都成了造反派批斗的对象。原本计划让大使们分批回国参加“文革”学习四个月后再回去的打算也被打破了，使得中国驻外使馆出现很长一段时间无大使的情况。一直到1969年，在周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