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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黄复生、陈璧君三人雇一辆骡车前往前门站，汪精卫和黄复生携带装有炸弹的皮箱在车站门口等候，陈璧君则在骡车上接应，准备载洵、载涛一从门出来，汪、黄二人就扔出炸弹，然后冲回来跳上骡车就跑。

没有想到的是，人家载洵和载涛不摆架子，不设保卫，混杂在一般乘客中一起出站。于是，汪精卫和黄复生这炸弹就扔不出去了，只好把那个炸弹又拎了回来。

有人说这俩大人物是在作秀，其实作秀成为习惯有什么不好，时时刻刻都想着作秀，总比明目张胆的欺压百姓强，你看人家保了条命不是。

几个人并不气馁，他们打听到摄政王载沣每日上班都会路过银锭桥，就在这里下手吧，炸死丫的。于是，计划由黄复生和喻培伦夜深人静之时，在桥下埋炸药，布引线，第二天由汪精卫负责引爆炸药。

3月31日晚上，汪精卫与陈璧君依依惜别，准备第二天慷慨赴死之际，黄复生和喻培伦跑了回来，说埋炸药时让人看见了，那人转身就跑了，他们急忙躲在暗处观察，不一会让警察就来了，咱们埋炸弹的事暴露了。

汪精卫让大家不要慌，他们发现了炸弹，不是没看见你们俩人吗？等等看，结果第二天报纸就出来了，说有人想刺杀摄政王，并普遍认为是宫廷内部权力争斗，没人往革命党上去想，大家长出一口气，这次不行，咱再来下次，小子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非弄死他不可。于是派喻培伦去日本搞炸药，派陈璧君回南洋搞钱，看来这小照相馆还真是不挣钱。

可就在4月16日，守真照相馆突然被大批军警包围，黄复生被捕，与此同时，汪精卫在他的住地东北园被清兵抓走。

原来，汪精卫几个年轻人在秘密战线的工作经验实在不足，革命警惕性实在不高，警察发现炸弹后，立即想到是革命党。报纸上关于炸弹起因于宫廷争斗，不过是清政府故意放出的烟幕。他们仔细检查了炸弹，发现炸弹中的炸药是外国制，但几颗螺丝钉却是新近制作的。于是顺藤摸瓜，到京城各铁匠铺核对，找到了它的出处；铁匠铺老板稍做回忆，就想起这是“守真照相馆”要求他做的；警探紧密监视“守真照相馆”，正好赶上“守真照相馆”搞装修，几个密探混入装修工人中，汪精卫随身的机密文件都被他们从房间偷了出来……

负责审理行刺摄政王一案的是统率全国警察机关的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1910年4月25日清廷法部按照文明国家之法，开庭公开审理汪精卫行刺未遂案，这可是100年前的刺杀国家最高领导人案件啊，竟然得以公审，让我感觉梁启超的温和改良主张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此是后话，我之后会有专门的章节进行这方面的探讨。

这个案件竟然审理异乎寻常的顺利，炸弹、电线等物证一摆，人证鸿泰永铁匠铺老板一到场，黄复生哈哈大笑：“连你也来了，我还有什么话好说！是我做的，那个叫汪兆铭的是我的跟班”。

咱们再看看人家汪精卫是怎么说的【注5】：我叫汪精卫，以前在东京留学时，曾做过《民报》主笔。我的所有政治主张都发在《民报》上，就不多废话了。丁未年孙逸仙在钦州镇南关起事时，我也参与其中，兵败后，我把炸药军器等带出，寄存友人处。之后，在南洋各地演说，联络同志。后来考虑到这北京市首都啊，在这里刺杀你摄政王，可以震奋天下人心，所以我就来了。因为我在东京交游素广，京师如宪政编查馆等处，熟人太多，怕被人认出，后来听说黄复生有个照相馆，我就拿了三百元入股，在这里隐蔽了。黄复生他们根本不知道我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在一起相处了月余。后来他发现我的行止有怪异之处，就起了疑心，所以照相馆中有人辞职而去。至于今日，听说照相馆中有事，即忙过去查看，知道事情败露，不忍连累无辜，急忙往寓所赶，准备留书证明黄是清白的。没想到还没到寓所，就被你们逮住了。

刺杀皇族是什么罪名，这哥俩当然清清楚楚，可临此大危难，二人不但不供出同志，还都自认主谋，替同志开脱，视死如归之心感天动地，真英雄也。特别是汪精卫，把公开审判的法庭当成了自己宣讲革命道理的讲堂，大义凛然，慷慨陈词，言辞指出载沣所倡导的立宪不是放权于民而是巩固君权的假立宪，并大声疾呼【注6】：立宪之不可望如此，以故革命诸人，以为欲达*之目的，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此实革命党所久已决议者也。

一个明知不久于人世的年轻人，仍然能够洋洋洒洒的写出如此条理清晰，逻辑缜密的“供词”，其心理之强悍，匪夷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