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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一方面组织在南洋、美国的侨界募捐，另一方面依然力图从日本财团和政府手里获得援助，他曾对日本财界*涩泽荣说：“我们这些同志，准备卧薪尝胆，如果军费筹集能获解决，则图再组织讨袁军队。”并希望涩泽荣说服日本政府，尤其是陆海军省，对此行动给以援助。同时，他又致函日本内阁首相大隈重信，要求日本政府支援中国革命，以“救东亚危局”。革命经费从国外筹集，争取外国政府援助，无可厚非，求得别人的援助自然要给予人家一定补偿，也再正常不过，但决不能答应诸如“将满洲委之于日本”这样的卖国条款。

孙中山“联日讨袁”的做法，使他获得了一部分政界人士的支持，同时也使日本政府对其活动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毕竟因为日本在龙口登陆与德作战的问题上，中国政府正在与日本据理力争，此时曾经的临时大总统站在自己一边，确实不是一件坏事。

中华革命党在不长的时间里，已经发展到五十多个支部，近万党员，大部分在国外，大都是些精英分子，有知识、有闯劲、有理想、肯献身，他们在国外的一切努力，只不过是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去当反政府的乱党，如被抓住则性命不保，可为了他们理想中的国富民强，他们无怨无悔。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华革命党和国内普通百姓接触很少，他们的主张根本不为普通百姓所知，当然就无法让百姓所理解，更不可能让百姓所接受，在没有群众基础，没有广大群众支持的情况下，孙中山在１９１４年６月至１９１５年１２月，一年半的时间里，在湖南、江苏、广东、江西、上海等省市先后发动大小武装起义四十多次，平均一个月两次多，死伤甚巨，无一成功。笔者认为这绝对是不顾条件的军事冒险，是拿革命青年的性命当赌注，做着成功几率微乎其微的赌博。

就在这当儿，袁世凯复辟了，前文咱们说过，这老头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么折腾了没三个月，就完蛋了，孙中山的革命党大都在国外，反应慢了点，袁世凯倒台的又太快，以至于以“倒袁”为己任的中华革命党竟然在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中无所作为。待到袁世凯一死，中华革命党似乎一下找不到革命方向了，袁世凯也死了，黎元洪也就任了，民国又共和了，你革命党还准备革谁的命啊，于是在1916年7月，中华革命党宣告停止一切党务。

从派系根源来说，同盟会的孙中与南洋军官黎元洪自然不属于一派，但武昌起义后，孙中山与黎元洪同属南方革命党阵营，和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阵营泾渭分明，而且黎元洪这个人对于共和还是十分推崇的，这点上，孙中山对其没有意见，因此当黎元洪继任总统，延续共和体制后，孙中山停止中华革命党的活动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于是孙中山回到上海，同时将革命党总部也迁了回来，如果之后不再发生什么大事，也许孙中山真的会退出政坛，就象当初卸任临时大总统时一样，去做他的实业救国之梦。可是，深处乱世，寻一方可以安睡的床都不容易，做梦就更别想了。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嘁了咔嚓解散国会，遣散议员，孙中山义不容辞的再举义旗，3日就联合在沪的陆海军商量，咱们组成讨逆军，收拾张勋去，这次孙先生的行动比之护国时要快的多，可不争气的张勋倒的速度比袁世凯快了8倍，打倒张勋，人家段祺瑞给包办了，起了个名叫“三造共和”，“一造”是逼清帝退位，“二造”是逼袁世凯退位，孙先生又没赶上。

这“护国运动”以及之后的反对张勋复辟的运动，虽然将某些人的帝制梦想彻底击碎，但同时也使原来相对稳固的军政体系发生动摇，中央政府原来赖以维稳的北洋军出现了以代总统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以总理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以北洋新锐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各自拥兵自重的局面，另外阎锡山的晋系也有了充分的发展，中央政府对各地军政势力的约束能力越来越弱，护国战争中云南滇军和广西桂军异军突起，借讨袁之名迅速扩大自己的势力，经过一番混战，以唐继尧为首的滇军实际控制了云南、贵州和四川，以陆荣廷为首的桂军在挤跑了粤督龙济光后，实际控制了两广，并将触角直抵湖南。按理说，你们宣布独立，起兵反袁，袁取消帝制了，你们觉的不过瘾，那他都死了，共和政体也恢复了，你们总该收手吧，可在黎元洪就任总统后，实际上对南方各省根本无法实现实际的管辖。

段祺瑞重新上台后，并未去恢复被张勋解散的国会，并废弃《临时约法》，“府院之争”的时候就想把这些个劳什子干掉了，张勋老儿既然已经替我办了，我没有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