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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点点头。

“大哥，您这话可太过了。我有什么呀，还不都靠大哥您这样的前辈帮我吗？！您可别让儿子跟我学，他们这一代一准儿比我们有出息多啦！”耿迪乐呵呵地说。

“这话不假，就这一个‘帮’字了得。凭什么帮你？这就是你老弟的人格魅力所在嘛！远的不说，就说在对待老谭的问题上，老弟的做法可谓大家风范，令人佩服。这人最讲究四个字，一个‘明’、一个‘情’、一个‘义’、一个‘信’，加在一起就能生出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的名字就叫‘成功’。我经常拿你教育我这个儿子，为人处世贵在明白，自以为聪明的奸刁狡诈不是真正的明白。一句话，我这个宝贝儿子就算交给你们了。老弟，你可别怪我这个当大哥的给你添了一个累赘哟！”

“大哥，您这话见外了。我看儿子行，将来也是个人物！”耿迪认真地评价一句。

“哈……哈……”都乐了。

耿迪抬手看看表：“哟，时候不早了，我也该回去了！”

离开叶检察官家的时候，正好是23点整。明天上午唐董事长去天津开会；下午薛佳灵和邱建的太太从香港飞回盛京；晚上宴请万行长！

伴着夜晚的秋风，黄晓军失眠了。自车祸以后他对皮肉伤痛的折磨已经达到了完全超然的境界。根据大夫的建议，再过几天他就开始需要为肢体功能恢复锻炼而忍受汗流浃背的磕磕碰碰和无数回牙关紧咬的跌倒爬起。他本想把明天以后的事情在没有任何乐观的前提下，好好地、客观地预测一番，可在他的内心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拼命地把他的思绪拉到过去的岁月……

黑子留给黄晓军的全部毒资为人民币278万、美金25万、港币35万，他从首都机场带出境50万美金，剩下的全部以胡编乱造的名字分别存在了国内的几家银行。在俄罗斯的几年时间，他几乎没有做成一笔像样的买卖。他知道自己早晚有一天要回到国内，和那些孤注一掷、闯荡东欧靠扛大包起家的众多同胞相比，他是幸运的。他给自己算过一笔帐，那些年，扣除生活费用，他赚了不到10万美金的利润。这笔钱全部用来买了两个毒犯的人头。然而，就在他回国后的第二个月，那个负责牵线搭桥的“中间”人，突然在国内死于意外车祸的事情，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记得那人曾经告诉过他，如果有朝一日他突然暴死，那就一定是被人算计了……

莫斯科的冬天异常寒冷，在黄晓军的记忆里最不可能忘记的就是那一望无际的白色世界。他曾好奇地去过红场，瞻仰过列宁的遗容，他的脑海里浮现出儿时的回忆是那几部足以以假乱真的苏联电影。伟人超然平静地躺在那里，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像到死亡不属于资产阶级。如同当年的十月革命，伟人开创的伟业在后代们同样的“乌拉”声中被赶出了冬宫。历史无情地嘲弄了伟人和与伟人同一个时代的千百万的追随者。黄晓军曾经问过很多异国的同龄人，令他失落和困惑的是，他们对自己前辈开创的事业没有丝毫的敬意，甚至是不屑一顾的轻蔑。相反，他们对中国同龄人对那段历史和伟人所表现出热诚和敬仰感到疑惑不解。

黄晓军的房东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俄罗斯老太太，她对黄晓军这个来自中国的青年“富翁”表现出的许多奇怪的举动十分好奇。黄晓军的卧室有一幅巨大的弗拉基米尔·伊力奇·列宁的画像，这是他花了30美金从一个极度贫困的孤寡老人家里买来的。为此，房东老太太不厌其烦地问他，中国人为什么会对跟自己毫无关系的已故者有如此深厚的感情？黄晓军的每次回答也都不一样，后来黄晓军索性不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了，每当房东老太太再要问起来时，他就抱着老太太，在其脑门儿上一往情深地亲上一口，然后非常投入地学一句电影台词：“会有的、会有的，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于是老太太乐得满脸花开……他又想起了那个后来失踪的洛阳牡丹姑娘，要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现在，他想自己也许会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处理方式。这个姑娘的名字叫汪艺红，估计早已不在人世了。还有那个把前苏联一大堆间谍器材廉价地卖给他的俄罗斯小伙子，有一天被人用无声手枪从后面击中了心脏，横死街头。这个小伙子名叫库亚，长得非常英俊。据说他爷爷是前苏联克格勃的高级官员，父亲也曾是苏共的高级外交官员，苏联解体以后，库亚一家人的生活直线下降，最后破落到贫困阶层。库亚加入了俄罗斯的一个黑社会组织，专门从事倒卖军火的生意，小到窃听器大到火箭枪炮无所不做。用他的话说：“我们现在穷得就剩下这堆杀人的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