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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安区政府根本不提回迁这一说，而是全区动员，强行拆迁。也就是说，根本不管地皮上老百姓的意愿，也不管肯不肯签订合同，到时候就拆。偌大个东八块土地上，一万两千多户人家，虽然大多数老实可欺，却也有那不肯屈服的，坚持要回迁这个黄金宝地。而且找出六十八号文件，证据凿凿。他们还联合起来委托了一个专门打拆迁官司的律师郑恩宠，和静安区政府对簿公堂。

那姜亚新和是明芳本来就底气不足，弄许多劳什子的障眼法要上瞒过中央，下瞒过老百姓的众人之眼。静安区党委进行全区党员动员，也是生怕拆迁户闹将起来，抖落出这所谓“引进外资”，“八个合同”的老底。因此面对拆迁户有组织的抵抗，竟十分地恐慌。

这个时候，陈良宇被逼出了前台。当时静安区政府已经不足以掌控局面，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六名拆迁户和郑恩宠律师有理有据地将静安区政府和周正毅告上法庭，虽然败诉，但是多次试图到北京上访。这个时候，陈良宇已经是个忘乎所以的上海土皇帝，不可一世，每天都在鼓吹什么“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遇到阻力则是“华山天险一条路”，根本不会考虑到老百姓的利益。再者，这些拆迁户和和郑恩宠律师熟知了陈良军和周正毅穿着一条裤子，如果任由他们到北京上访，等于要直接把陈良宇牵扯进去了。为此，陈良宇十分恼火，亲自主持会议，把郑恩宠给抓了起来，然后对拆迁户采取行政裁决强迁的强硬办法，谁去上访就拘留谁。

如果说周正毅的确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并且能够迅速地把东八块建设启动起来，也许这件事情就成了千古之冤，那些拆迁户也只能是打落门牙往肚里咽，最终这个骗局，也变成了陈良宇、姜亚新之辈的政绩。偏偏这个周正毅，多少有一点臆想型的自大狂毛病，多年来造势显示自己的财力，但是事实上根本没有多少自己的资金。就在他以子虚乌有的香港公司名义和静安区政府签订合同的时候，他其实已经陷于资金链断裂，举步维艰的泥潭。

在这种情况下，周正毅在和静安区政府签订土地受让合同，竟也是为了弥补其资金链断裂之险。二零零二年八月，周正毅仍以以“佳运投资有限公司”的名义与上海市静安城建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关于指定石门二路以东地区五十八街坊地块拆迁人的协议》，确认周正毅的佳运投资公司以占股份百分之九十九的投资比例支付东八块的房地产工程所需费用资金。这次的“佳运投资有限公司”，注册地是在英属维尔京岛，而不是虚构的什么“香港金钟夏馨道十六号远东金融中心一八零一室”。

周正毅之所以要用一个注册了的“佳运投资有限公司”再次和静安区政府签订协议，就是因为土地到手，可以向银行贷款。但是没有注册过的所谓“香港佳运投资有限公司”，则显然不能用于银行融资。因此他用同样名义，到大多数世界地图上找不到的英属维尔京群岛去注册了这样一家公司。

该做的手脚都做完了，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周正毅用“东八块”地皮做抵押，向上海交通银行贷款六点五亿元。同一天又向上海农业发展信用总社贷款三点五亿元。据说他以这块地皮做抵押，和上海农业发展信用总社签订的信贷合同中，获得授信额度高达五十亿之多。这三点五亿，只不过是总合同中的第一笔贷款而已。

但是周正毅的资金缺口非常大，他从两家银行贷来的这两笔钱，根本没有用在支付给静安区政府，用以支付“东八块”拆迁户的补偿，而是用于在香港收购上市公司、填补农凯系公司的资金空缺。结果等于他把静安区政府和拆迁户当成了冤大头，到规定日期，即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前，一分钱也没有交纳给静安区政府。正因为是这样，所以零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六名拆迁户和郑恩宠律师就有充分理由将静安区政府和周正毅告上法庭。其实当天这些拆迁户和郑恩宠并不知道，周正毅在前一天已经被公安部门采取了强制措施。

周正毅出事，事出突然，也出乎陈良宇的意料之外。其实周正毅在香港大举收购上市公司，资金来源又是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早就引起了中纪委的注意。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时任中国银行香港总裁的刘金宝忽然接到中国银行总部“紧急回京开会”的通知，并被告知会有新的人事任命。当时，银行业界正盛传刘金宝将出任交通银行行长的消息。所以当天下午出现在北京中行大厦的刘金宝，安排好了当晚的饭局，并和一位副行长的专职司机打好招呼，约好送其前往后，随即回到下榻的中国银行的招待所——中苑宾馆。但是就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