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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革命却在柏林酝酿中。总罢工使首都陷于瘫痪状态。在宽阔的菩提树下大街，距离国会几个街区的地方，左翼社会党人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领导下的斯巴达克斯团准备在他们设在德皇皇宫的总部中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这个消息传到国会里的社会党人耳中时，他们大吃一惊，马上得采取行动来制止斯巴达克斯团。谢德曼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主意。他也没有同他的同志们商量，就冲到俯瞰柯尼斯广场的窗台，当时下面正聚集着大批人群，他伸出脑袋，自作主张，好像这个念头刚刚在他心中出现一样，向群众宣布共和国成立了！马鞍工人埃伯特气得跳起来。他原来还是要想挽救霍亨佐伦君主政体的。

德意志共和国就是这样侥幸诞生的。社会党人既然不是坚决的共和派，那就更难希望保守分子是坚决的共和派了。但是后者已经推卸了他们的责任。他们同陆军领袖鲁登道夫和兴登堡一起把政治权力塞到勉强从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手中。这样，他们就把签订投降协定和后来签订和约的明显责任，推在工人阶级的这些民主领袖身上，德国的战败和德国人民如果由于战败及片面决定的和约而遭受悲惨的命运，罪名就落到他们身上了。这是一个很拙劣的诡计，就是小孩子也能看穿，但是在德国，它居然奏效。这个诡计从一开始起，就注定了共和国的厄运。

也许，这种厄运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拥有绝对权力的社会民主党人在1918年11月本来可以迅速奠定持久的民主共和国基础。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先要一劳永逸地镇压——或者说至少要一劳永逸地钳制——那些过去一直支持霍亨佐伦帝国、将来也不会老老实实地接受民主制度的势力：封建容克地主和其他上层阶级，控制着大工业卡特尔的巨头，到处流窜的自由团雇佣兵，帝国文官系统中的高级官员，最后，尤其是，军官阶层和参谋总部的人员。他们必须分散许多在经营上是浪费的和不经济的大庄园，分散工业方面的垄断企业和卡特尔，在官僚系统中、司法系统中、警察系统中、大学里、军队里肃清那些不会忠诚老实地为新的民主政体服务的一切分子。

但是这却是社会民主党人所不敢做的事情。他们大多数人是用心良好的工会活动家，有着德国其他阶级的人都固有的那种向既有的、地位已确立不移的权威鞠躬低头的劣根性。他们不但没有这么做，反而把权力让给了在现代德国一直占支配地位的势力——陆军。因为，陆军在战场上虽然战败了；但是在国内维持原有地位和挫败革命却仍旧是有把握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它迅速采取了大胆的行动。

1918年11月9　日晚上，在“宣告”成立共和国以后没有几个小时，柏林总理府内埃伯特的书房里的电话铃响了。这是一架特别的电话机，由一条秘密的线路通到设在斯巴的最高统帅部。埃伯特当时是单独一个人在书房里。他拿起电话耳机。“我是格罗纳，”那边说。这个前马鞍工人由于白天的事件突然把正在垮台中的德国的残余政治权力塞人他毫无准备的手中之后还有点感到晕头转向，听到这声音不禁肃然起敬。威廉·格罗纳将军是继鲁登道夫担任军需总监的人。就在当天早些时候，在斯巴，当冯·兴登堡元帅临阵犹豫的时候，就由他直率地面告德皇，军队已经不再效忠于他，他必须下台——这个大胆的行动，是军官阶层永远不会原谅他的。埃伯特和格罗纳自从1916年以来就有了一种相互尊重的关系，当时这位将军：＇54＇负责军事生产，曾与这位社会党领袖一起紧密合作过。11月初——仅仅几天以前，他们就在柏林商谈过如何挽救君主政体和祖国。

现在，正当祖国命运危在旦夕的时候，一条秘密电话线路又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了。就在当时当地，这位社会党领袖和德国陆军的第二号人物订了一个秘密协议，这个协议虽然过了很多年才为世人所知，当时却要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埃伯特答应要结束无政府状态，镇压布尔什维主义，按原有传统维持陆军。格罗纳则保证陆军支持新政府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实现它的目标。

“陆军元帅（兴登堡）仍旧愿意担任总司令吗？”埃伯特问。

格罗纳将军回答说他仍旧愿意。

“请你向元帅转达政府的谢意，”埃伯特说。德国军队得救了，但是共和国却在诞生的头一天就没有救了。将军们，除了格罗纳自己是光荣的例外和其他少数人以外，是决不会向共和国效忠的。最后，他们在兴登堡率领下，把共和国出卖给了纳粹党人。

但是，在当时，可以肯定，不久之前俄国发生的情况，使埃伯特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