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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勒克西博士是秘密警察的特务。他把几封可以作为罪证的信件和关于这次茶会的报告，一起交给了秘密警察当局。

冯·毛奇伯爵的一个在空军部工作的朋友偷听到了这个瑞士医生同秘密警察之间的几次电话。冯·毛奇伯爵从这一朋友那里得悉了这一情况，立即对他的朋友基普发出警告，基普又通知了索尔夫圈子里的其他人。但是希姆莱已经掌握了证据。他也许是希望把网再拉得大些，所以等了4　个月才下手。

1　月12日，所有参加那次茶会的人，除了索尔夫夫人和她的女儿巴勒施特莱姆伯爵夫人以外，都被逮捕、审讯和处决了。*　她们母女俩关在腊文斯勃鲁克集中营，最后幸免一死，真是奇迹。冯·毛奇伯爵为他的朋友基普所牵连，这次也被捕了。但这还不是基普被捕的唯一后［1026］果。它的影响远及土耳其，并为最后解散谍报局、把它的工作转移给希姆莱铺平了道路。

在基普的亲密的反纳粹朋友中，有埃里希·凡尔麦伦和他的美貌绝伦的妻子——娘家姓名伊丽莎白·冯·普勒登堡女伯爵。同其他反对现政权的人一样，他们参加了谍报局，被派在伊斯坦布尔工作。秘密警察召令他们回柏林在基普案中受审。他们知道回去以后的命运会怎么样，所以拒绝了这个命令，在1944年2　月初同英国特务机关取得联系，飞到开罗，又从那里飞到英国。

柏林方面认为，凡尔麦伦夫妇带了谍报局的全部密码逃亡，把它们都交给了英国人，虽然后来发现这是不确实的。但这却成了希特勒搞掉谍报局的最后一个借口。在杜那尼和谍报局的其他人员被捕之后，加上对卡纳里斯越来越怀疑，他就想这样做了。1944年2　月18日，他下令解散谍报局，由中央保安局接管它的工作。这是希姆莱又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他同陆军军官团的斗争可以追溯到1938年诬告冯·弗立契将军的事件。谍报局的解散，使武装部队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情报机构，并且增加了希姆莱对将军们的权力。

这也是对密谋分子的进一步的打击，现在密谋分子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特务机构了。

但是他们没有打消杀害希特勒的图谋。从1943年9　月到1944年1　月，又组织了6次尝试。8月间，雅可布·瓦伦堡到柏林来看戈台勒。戈台勒向他保证，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在9　月间发动政变。到那时，施拉勃伦道夫将去斯德哥尔摩会晤丘吉尔先生的代表，进行和谈。

“当时我怀着提心吊胆的心情，等待9　月的来临。”这位瑞典银行家后来对文伦·杜勒斯说，“9　月过去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一个月之后，施蒂夫将军——就是特莱斯科夫送给两瓶“白兰地酒”和希姆莱后来称作“中了毒的小矮子”的那个说话刻薄的驼子——设法在腊斯登堡希特勒的午间军事会议上，放一颗定时炸弹。但到最后关头，他又胆怯了。几天之后，他从谍报局拿来藏在大本营一个了望楼下面的那些英国炸弹爆炸了。幸亏希特勒命令负责调查这个案件的谍报局上校瓦尔纳·施拉德，是参与密谋活动的人，密谋分子才没有暴露。

11月里，又组织了一次“大衣”行刺活动。密谋分子挑了24岁的步兵上尉阿克西尔·冯·丹·布舍，试穿一种新的陆军大衣和一种新的作战背包，这两件装备都是希特勒下令设计的，现在他要亲自观看，以便批准生产。为了避免重蹈格斯道夫的覆辙，布舍决定在他试穿的大衣口袋里，装上两颗在点燃引线之后几秒钟就会爆炸的德国炸弹。他的计划是趁希特勒检查新大衣的时候，一把抓住他，这样两人就同归于尽。

但在预定的试穿日期前一天，盟军的一颗炸弹把这些新式的大衣和作战背包炸毁了。布舍就返回俄国前线他的连队。12月间，他又来到希特勒的大本营，打算仍旧利用试样子的机会，进行谋害。但元首忽然决定到伯希特斯加登去度圣诞节假日。不久，布舍在前线受了重伤，于是另一个在前线作战的年轻步兵军官调来代替他。这个年轻军官就是海因里希·冯·克莱施特，资格最老的密谋分子之一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的儿子。试穿新大衣的日子定在1944年2　月11日，但元首由于某种原因并没有来。据杜勒斯说是因为空袭。*　到了这时，密谋分子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希特勒采取经常改变日程的手法，他们的计划必需大加修改。他们看到，希特勒肯定会出现的场合是每天两次同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的将军们的军事会议。必须在这样的一次会议上杀掉他。1943年12月26日，一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