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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小说确乎很伟大过。它只稍许比诗年轻一点点。虽然至今人们仍用“史诗性”三个字来称道伟大的小说，而伟大的小说却自有其与诗不同的伟大处——没有一首诗能像伟大的小说那样与人类的阅读习惯发生最亲密的接触。

20世纪中叶以后，诗渐渐地寂寞了。

现在，小说也寂寞了。不但寂寞了，而且平凡了。发达的印刷业，传媒界，加上电视机、影碟机、电脑网络这些科技产品的问世，削减了小说以往对人类生活的影响，甚至挑战了人类古老的阅读习惯。毕竟，图像比单纯的文字对人眼具有更强大的吸引力。写小说这件事，已经像歌唱模仿秀一样，不再高不可攀。

我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写过一篇相当长的文章发表于《光明日报》，题目是“奥林匹斯的黄昏”。那时小说还正在中国红得发紫着。那时我预见，在以后的20年间，中国人的消遣心理，必将欣赏的愿望厚厚地压在底下。以后20年间的小说，取悦于人们一般消遣的动意，也必日渐明显。

现在的小说总体上正是这样，尽管有我的许多同行们继续努力地做着种种提升它性质的实践；却毕竟的，分明的，普遍之人们对小说的要求更加俗常了。

小说是在这一背景下平凡的。

平凡的事物，并非便是已经不值得认真对待的事物。

所有写小说的人，在动笔写一篇小说时的状态都无疑是相当认真的。

对小说的理解决定着各自不同的认真尺度。

在关于小说的一切说法中，经过思考，我最终接受了这样的理念——作家是时代的书记员，小说是时代的备忘录。

于是有我现在的一系列小说“出生”，自然包括《档案》这样的小说……

变成海绵

许多朋友，不仅是文学界的朋友——各行各业的朋友总爱对我说：晓声你太爱讨论了！一有你在场，话题就无休止了！轻松的话题被你“引导”成了严肃又沉重的话题。闲谈不知怎么一来，就成了由你“主持”的专题讨论。你累不累呀？

这话中有调侃的成分，甚至有挖苦和嘲讽的意味儿，当然都是朋友式的，善意的。

坦率讲，我知道也有人非常厌恶我这一点。比如别人正在大谈风月、谈绯闻、谈名人的隐私，或报刊上的花边内容。被我冲淡谈兴，扭转了话题，怎能不索然呢？

其实我非是出于无礼，更不是存心要使别人不快。只不过几乎出于本能地，将自己变成一块海绵，总企图使闲谈成为有意义的讨论，从有意义的讨论中吸收有价值的营养。再进一步坦率地讲，我的创作每受此营养的滋补而冲动不已……

我有不少经济界的朋友——博士、学者、专家、教授。经由和他们的讨论乃至辩论，我接受了一些经济学的观点。于是我看现当代中国社会的眼光，不复是从前小说家的单纯眼光了。

我还有不少企业界、伦理学界、史学界、法学界的朋友。他们都使我受益匪浅。我更有不少同代人、民工、下岗或半下岗的工人朋友。最后一类朋友的存在，常常提醒我，对于中国现当代社会，一个小说家的感觉，无论良好或不太良好，只不过就是一个小说家的感觉罢了，有时可能与众多中国人的感觉截然相反，甚至有天壤之别。我非是“个人体验”派的小说家。我很在乎自己是否了解众多的中国人的中国现当代感觉……

那么，便该说到《司马敦》这一篇小说了。它是我与一位影视导演朋友，几位法学界朋友，以及我家的“阿姨”小芳共同看电视，多次由拐卖妇女儿童案例进行“讨论”的结果。只不过“讨论”的当时，我并未有意识地想要写一篇小说。

不久前，《中篇小说选刊》的章世添同志打来电话，言及转载《司马敦》之事。于是我们竟又在长途电话里讨论起法与善、法与恶、法与罪、法与贫穷和邪恶的关系。如果不是顾及到长途电话费，我们也许会讨论得更深入的……

章世添同志由于常年担任《中篇小说选刊》的副主编，对于全国中篇小说的创作动态，常有颇具权威性的看法。我认为可以说他是一位研读家。起码，他要经常细读大量的中篇小说，肯定比任何一位作家读的都要多。他对我的小说所提出的意见，对我的创作实践每每有点悟性的帮助。

就《司马敦》一篇，他在电话中问我——你小说中，也是现实社会中，另一名往往“逍遥法外”的“罪犯”是……

我在电话这一端打断他，请他先别说，由我自己来说。

我说——那就是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