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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走私只在温州猖獗盛行了短短的年把时间，却在提高温州家庭工业水平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聪明的温州人立即模仿这些舶来品。我这里不是在提倡走私，在闭关自己的年代，走私物品的冲击让我们的产品提高一个档次是不争的事实。不仅如此，随着走私进来的大批收录机，大量的邓丽君们的录音带随之进来，既提高我们的收录机生产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歌坛通俗化的肇始。

温州的发展确实迅猛。不久之后，原先在上海向“阿乡头”讨“专用券”的地方，现在为温州人所承包了。再接着，温州生产的皮鞋、服装、打火机、小商品之类也成了上海市场上的抢手货。温州人去上海终于松了一口气，可以抬头正眼看上海人了。

一旦走到平等的位置上，大家就会以平常心对待对方了。上海人认为温州人聪明，豪爽，做生意上有一手，可教，可交也可学。温州人认为上海人素质好，办事认真，效率高，上海的商机又特别多，也是可交，可学，在上海还可以赚到大钱。于是双方都很喜欢对方，双方都以有对方做朋友为荣。

温州人与上海人的来往非常密切。比之上海人与附近的杭州、苏州、宁波关系好得多。上海人说杭州人是“杭铁头”，“刨黄瓜儿”。说“宁可听苏州人吵架，不听宁波人说话”，反过来又说“苏州人太嗲”。惟有对说话奇腔怪调，一句也听不懂的温州人最佩服。这种关系也影响到文化界，我当时在编辑《文学青年》期刊，与上海《萌芽》杂志同类型，大家发行量都很高，编辑之间便成了好朋友，洪波时任《萌芽》编辑主任，我任《文学青年》副主编，俩人关系“特铁”，便有了他去香港之后到温州投资一事。但洪波经常说，他的经济头脑还是向温州人学的。

过去温州到上海，轮船是最好的交通工具，现在温州人做生意“时间就是金钱”，24个小时太慢了，时间都耽误在轮船。其实，24个小时还是正常的时间，如遇大风或大雾，那时间就说不准了。写到这里我想起里一个有趣的尴尬事，大约是1986年，温州作家李涛结婚，邀请了好几位上海文友。

洪波他们是先一天坐轮船，顺利到达温州。张振华（现复旦大学教授）他们晚一天坐轮船，算好时间24个钟头后到温州正喝喜酒。李涛忙，让我去码头接，结果连个影子都没有。以为错过时间，他们先到李涛家了，问了李涛也没人到。再打电话到港务局问讯处，人家已经下班，连个接电话的人都没有。打电话到上海问，他们的家人也着急，明明昨天准时上船的会不会出什么事。“一人向隅，举座不欢”，何况两位朋友不见，喝酒都没有心思。直到第二天早上打电话到港务局，才知道海上大雾。又得通知上海他们家属，以免焦心。那时手机尚未流行，与他们本人是无法联系的。只说大雾，到底是大雾不能开，只能眼巴巴地等着，抑或已经触礁正在设法救援？直到晚上，他们才姗姗来迟，在轮船上待了四十八个小时，他们显得疲惫不堪，我们也哭笑不得。又得打电话给他们家属报平安，又重新设宴为他们接风、压惊。我们当时就议论，轮船这么慢，早晚会淘汰。

果然，这时的温州人已经财大气粗，国家不投资，我们自己来，温州自己掏腰包修机场和铁路。飞机一通航，立即爆满，温州到上海由每天一班发展到每天六七个航班。未等铁路筑成，温州至上海的轮船航班就寿终正寝。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

现在，曾经是维系温州与上海关系的主要交通工具轮船已经消失，但温州与上海的关系却更加密切。如今大批温州人去上海是为了投资。大老板去上海划地办公司，建造工厂，如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均瑶集团在上海都有规模不小的基地；小老板去上海购房为增值，也为将来在上海能有一席之地。上海的房地产因而让温州人炒得热烫烫的。据说目前上海浦东陆家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