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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城市》）是以“自然法则”出入，是以知识分子展现为现象，描述“自然法则底下人们的活动”。由此反观回去，孝贤的电影美学其实一向如此……

——著名作家　阿城

《悲情城市》借着台湾“二·二八事件”前后，将一个地方大家族的兴衰事迹挥洒成一部时代转换与个人命运紧紧相扣的台湾史诗。全片在多线叙事、众多人物关系的网脉中，不带乖张暴戾地诉说着历史。

——《中国青年报》

我真的敬佩侯孝贤的影片自《悲情城市》起凸显的历史厚重，因为他使人看一遍就是一胸襟的味道。侯孝贤书写着自己的影像版的台湾史，而我们则是看过之后便有了一种更关乎自己的悲情。

——影评人　Cinekino

看完《悲情城市》，哭是哭不出的……悲情城市，城市悲情，一幅幅万马齐喑的画面历历在目。那是“忍看朋辈成新鬼……月光如水照缁衣”的悲恻，那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那是“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的悲忧……

——网友　鲜衣怒马

1945年，台湾。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自此结束了“日据时期”。在台湾基隆有一户姓林的人家，林家在日据时期经营着一间名为“小上海”的酒楼，现在又重新开了张。

林家有兄弟4人，老父亲林阿禄年事已高，由老大林文雄当家，他因妻子只生了一个女儿，于是又娶了一个太太，终于生了一个儿子，为此合家欢乐；老二文森本来开诊所，战争期间被日本人征到菲律宾当医生，至今生死未卜；老三文良曾被征到上海给日本人当翻译，战败后以汉奸罪遭通缉，回到台湾后精神受了些刺激，一直住在医院；老四文清幼时跌伤致聋，现在在小镇上经营一家照相馆，与进步人士兼挚友吴宽荣同住，并和他刚来不久的妹妹宽美成为了好朋友。

病愈出院的文良遇见了旧相识“上海佬”，走上黑道，卷入了“盗印日钞”、“私贩毒品”等活动。文雄得知后出面制止，文良于是同黑道分道扬镳。不料上海佬因为文良的退出而恼羞成怒，勾结政府，于是官匪一家，用检肃汉奸罪犯条例陷害林家兄弟二人。结果文良被捕，在狱中饱受折磨，出狱后变成了白痴般的废人。

一次，文雄在赌场里同黑道人相遇，双方发生了争执，文雄的手下阿嘉为了保护他而被砍，文雄在替兄弟报仇时被黑道人物开枪打死。至此，能撑起这个家的只剩下又聋又哑的老四文清一人。

台湾当局宣布查缉私烟，引发了“二·二八”事件，吴宽容为营救被捕志士日夜忙碌。不久，台湾行政长官陈仪施“缓兵之计”，逮捕大量进步人士；蒋介石调动军队实行戒严，滥杀无辜。宽美护送哥哥回到四脚亭老家避难，文清也身陷囹圄，在监狱中，他经历了同狱友的生离死别，对人生有了深一层的体会。

文清被释放出狱后，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宽荣在山里成立了抗政府组织，并将妹妹宽美托付给了文清。两个人举行了婚礼，不久，宽美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阿谦，两个人以为日子就会这样过去。

当阿谦稍大一点的时候，由于叛徒的告密，山里的基地被剿，宽容等人被打死。他的同志给文清来了信，并嘱咐他们尽快逃走。危急时刻，宽美决定与文清共生死，他们终于没走。3天后，文清也被捕了。家里只剩下宽美和咿呀学语的阿谦，悲剧还在继续……

政治神话·历史记述·声音意象

从侯孝贤一连串的作品中，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他在努力记录台湾某个阶段、某个状况下的生活层面，这种记述的企图到了《悲情城市》则更加明确。1945年到1949年的台湾历史对台湾的未来有决定性的影响。侯孝贤这次溯源时间长河，直追台湾40年来政治神话结构之症结。《悲情城市》意在述说台湾自日本政治／文化统治下，如何全面转为中国国民党的天下，而这个结构又和台湾历史上一直频换统治者�葡萄牙、西班牙、满清�的复杂传承隐隐呼应。

换句括说，“二·二八事件”只是本片的背景，真正的议题应该是台湾“身份认同”这个问题。一个频换统治者的地区，本来就会在政治、社会、文化，甚至民族层面上，产生若干认同的危机及矛盾。

《悲情城市》自始至终即盯紧统治者转换替代的过程，以苍凉的笔调和多重叙述的观点，追索国民党的全面得胜——新的政治挂钩势力兴起，旧的村落势力消退，知识分子对祖国�中国�的憧憬和浪漫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