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部分(第1/4 页)

不许演别的东西，天天排样板戏，从《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到《龙江颂》，几个样板戏都演过。实事求是地说，几个样板戏从舞美设计、唱腔和故事情节的安排上都不错，应有相当的艺术成就。但那时就这几部戏霸着舞台，古今中外其他优秀曲目都不许演，实在是太黑暗了。八个样板戏用传统演法演腻了，观众也看腻了，就来个“革新”，搞《钢琴伴唱红灯记》或者《交响乐沙家浜》。当时的报纸也是通篇造谣，说什么“贫下中农一听到《钢琴伴唱红灯记》，激动得热泪盈眶，奔走相告。”（「注」见当时《人民日报》）我的父亲当时曾经到很多地方去演出过，别说生活在“广阔天地”里的贫下中农，就连一些小县城，都没有一架钢琴，哪里谈得上“热泪盈眶，奔走相告”呢？

后来我父亲他们还参加了一次在太谷县延风剧场举行的文艺汇演，全县几十个单位都来了。人数虽多，但内容单调乏味，每个单位都只许唱《东方红》、《社会主义好》和《国际歌》等几个。唱来唱去都是这么几首歌，不一会人们就烦了。等父亲他们的节目演完以后，后面还有二十多个单位没唱呢，父亲一算时间，结束要等到后半夜了，于是就和一个工友商量着回去算了。两人来到剧场大门，发现大门居然被锁了，不让出去。于是二人就在剧院院子里转悠，看见后面有个铁栅栏门，也锁了。二人只好做了一回梁上君子，从铁门上翻了出去。

在那一段，我的父亲还被安排参加拍摄一条假新闻。那新闻的题目叫做《铁Z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群众文艺工作搞的好》。我父亲在这则“新闻”里边，装扮成一个到群众中采风的“文艺工作者”。为了突出气氛，那个记者让我父亲穿上借来的一身中山装、弄副眼镜戴着，尽管当时我父亲眼睛既不近视、也不花。此外，我父亲还必须背着手风琴。拍我父亲从面包车里下来的镜头连续拍了好几次：每次下来，和“群众”握手；由于记者不是很满意，于是父亲一行重回车上，再下来，再和“群众”握手……直到记者满意为止。本来父亲和扮演“群众”的工人都是熟人，可偏偏还得假装成不认识。接着拍“文艺工作者”与“群众”交谈的镜头，根据记者的安排，父亲必须拿着一个小本本，不断地边听边记，还得不断点头表示赞许。其实父亲完全是胡写乱画，而“群众”则对父亲说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反正根据记者的安排，张嘴就行了，解说员早就定好怎么解说了。后来，单位还组织工人收看这则“新闻”，扮演“主角”的我父亲去都没去。这就是中国“新闻”的真实面目。

一九七五年，我父亲随宣传队到某军分区去汇演。演出中间，不该我父亲上场时，他就从军分区礼堂溜了出来。这时，恰好碰到接他们过来的那个军分区司机从一辆小轿车上下来，我父亲给了他一根烟，二人聊了起来。由于我的父亲年轻时当过兵，二人聊得很是投机。聊着聊着，不知道怎么聊到军分区的领导们身上去了，那个司机告诉我的父亲，说这个小小的军分区竟然有十二个副司令员，平时都不怎么露面，一到争待遇、争小车时就都出来了。刚才他又跑了一趟，就是送一个副司令员的女儿到大学去的。

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六年两年，我的父亲忙着到处汇演，两年间在外调演、排练时间几乎占了一大半。当时父亲单位虽然天天都要上班，但一般都没什么活干，即便有，也都是在磨洋工。偶尔有几个特别忙碌的，肯定都是在利用公家的设备和原料忙私活，比如用整块的不锈钢磨成菜刀，用钢丝造弹簧给自己家沙发上用。看到领导来了，就把私活收起来，装成干公家活的样子。不仅是他们单位，当时父亲他们去汇演的不少单位都是这样。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五章　艰难时世（1972～1976）　十四、公元一九七六

一九七六年的中国，正是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大决战的前夜。元月八日，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周恩来总理在文革动乱岁月中忍辱负重，鞠躬尽瘁，他的逝世顿时使全国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我的父母也身戴白花和黑色臂章，为失去这样一位好总理而流泪。七月，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也逝世了。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病卧在床，难以视事。“四人帮”乘机翻云覆雨，倒行逆施，搞了不得人心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另一方面，人民忍受程度已达到极限，暗暗积聚着力量。反抗封建法西斯暴政的涓涓细流在一九七六年终于汇聚成了汪洋大海：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在天安门广场上，数百万人民以排山倒海、雷霆万钧之势，向封建法西斯暴政说“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