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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位于“北住宅”的最外围，因此比一般人家里后面多了一个院子。有了这一块土地，大人们就在院子里种了很多菜，有西红柿、黄瓜、豆角、小白菜等。到了夏天，每天的新鲜蔬菜，吃都吃不完。

搬到了“北住宅”不久，我们家又陆陆续续地添置了一些家用电器：一台成都“双燕”牌单缸洗衣机，一架柳州“双马”牌电风扇，还有一台广州“南方”牌收录两用机。然而，那个时代中国家用电器的生产技术不过关：洗衣机总是洗不干净衣物，用了不到一年就坏了，经常漏电；收录机用了四年就只能当收音机用了；只有那台电扇，算是凑合着用到了九十年代。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六章　春寒料峭（1977～1983）　十二、清除“精神污染”

文革结束以后，随着对老百姓控制的稍微放松，大量知青返城所造成的失业、待业现象严重，以及国门打开后进入中国的思想良莠不齐，引发了一次小小的犯罪高潮。十年文革浩劫，贻害了整整一代青少年，当这些人从最初的政治狂热中醒悟过来，发现自己受骗上当，但大好年华已经白白浪费，文化知识却一穷二白。有一部分人发奋读书，争分夺秒地进行“补课”，在恢复高考以后考上各类学校；而更多的知青返城后，长期找不到工作，又无一技之长，高考也名落孙山，于是开始自暴自弃，结成了流氓团伙，或纵欲酗酒，或寻衅滋事，或扰乱治安，或偷盗抢劫，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当时，这些现象引起了高层恐慌。

一九八三年的中国老百姓，谈论得最多的话题就是著名的“二王”——王宗坊、王宗玮兄弟。从上半年开始，太谷县城的大街小巷都张贴着对“二王”的通缉令，“二王”杀人如麻的谣传，使得老实憨厚的太谷县老百姓谈虎色变、提心吊胆，生怕哪一天“二王”出现在自己面前。大概是“二王”在老百姓那里引起的恐慌激发了高层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心，于是，一九八三年秋天，电视里播放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开始对治安犯罪“从重、从严、从快”地进行打击。

铁Z局有个姓赵的老司机，是专门给领导开小车的。赵师傅有个儿子，当时正好二十多岁，成天和领导们的那些公子哥混在一起吃喝玩乐。八十年代初的年轻人，有很多都是因为“文革”荒废了学业，破灭了理想，终日生活得很空虚。后来有一天，几个公子哥喝了酒以后在外面游逛，看到路上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老头戴着块手表。那时一块手表要一百多块，相当于普通工人几个月的工资，算是很值钱的财物了。几个公子哥乘着酒兴，说咱们把那老东西手表抢过来如何？于是就上去把那老头子抢了。这帮人不走运，没多久遇到“严打”，全被抓起来了。领导们有权有门子，几个公子哥关了一些日子也就没事了。别看平时领导们的公子跟老赵的儿子一起厮混，这个时候就看出真正的差别：最后轮到老赵的儿子当了替罪羊，判了个“抢劫犯”给枪毙了。

当时还有点“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味道，一九八三年我上初中，刚开学，每天上学的路上就发现张贴着不少法院的布告，基本上都是枪毙的；还见过一次游街，由戴墨镜、口罩的警察和武警坐着汽车押送那些插着亡命旗的罪犯去刑场。在这种“从严、从重、从快”的大形势下，免不了产生一些冤假错案。太谷线材厂也有一个青年临时工胡××因为“强奸幼女”而被枪毙了，据说是因为看了黄色手抄本走上邪路的，当时二十一岁。几年以后，这个人的罪又被法院给“纠正”了，又说他没有“强奸”，只算是“猥亵”；还有一个国营理发店的三十来岁的寡妇，因与一个男人私通，被当作“流氓罪”判了几年，在看守所里面把她打得死去活来，指头都残废了。我小的时候，她还给我理过发。

几乎与“严打”同步，全国又开始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在中学里重点是黄色手抄本、黄色图片、封建迷信用品等。我的一本课本的书皮是用画报包的，上面有意大利影星索非亚·罗兰的照片，也被老师收了去当“黄色照片”给处理了。后来才知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主要是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株大毒草的，而那些“黄色照片”和手抄本，则是顺便拔除的小毛毛虫。可以说，当时我国还远远没有到“法治”的地步，政治运动的余味还没完全褪去，每一次运动都会出现扩大打击面、运动过火等现象，也总有一些人做了不走运的牺牲品。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七章　黄金时代（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