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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安排得很周到，可蔡智诚却不想去201师。

在103师的这段经历使蔡智诚有了一个体会：在部队里，熟人多了有好处也有坏处。比如，他原本并不想介入长官之间的纠葛，但却因为熟人和家庭背景的关系，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派系斗争的旋涡之中——蔡智诚投身行伍的志向是希望“建设一支纯洁的、高尚的新式国防军”，而这种充满了封建旧习气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裙带之风正是他这个饱受民主自由思想熏陶的大学生极端厌恶的东西——所以，他不愿意再去依附哥哥，再去享受那些亲属关系庇护之下的特殊照顾。

在103师的经历也使蔡智诚感觉到：军队的种种陋习并不象他原来预想的那样简单。不良现象的根源，并不仅仅在于士兵的愚昧无知，更主要的还在于领导阶层中遗存着的旧军阀传统——以第八军为例，虽然手里操纵着现代化的美式装备，可干部的思想却仍然停留在半封建的状态，信奉的依旧是满清时候的曾国藩的教条。在这些军人的观念里，忠于“国家”和“主义”的口号其实是虚幻的，效忠于某一位长官或者某一类势力才是最实际的行为准则——在这样的观念的指导下，军队不可能真正成为国家和民族的保卫者，只能沦为极少数“精英”表现其个人声望、谋取小团体私利的工具。

蔡智诚虽然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但他却不知道如何去改变这个状况。对于一个入伍不久的小兵而言，一切都显得无能为力，他只得期望自己能够通过改换门庭、找到一个新型的“好的”部队，能够与志同道合者一起努力、真正实现军队和国家的进步。

蔡智诚的这些想法，103师的那位副官并不理解，或者并不关心。

吃饭闲聊的时候，王副官更多的是羡慕“蔡兄弟”有那么好的家庭关系，并且抱怨自己的命运不济。

按照王副官的说法，云南、广西、四川等西南各省，都有属于本地方的集团军，而惟独贵州，自从王家烈倒台以后，部队就被拆得七零八落。国军里头虽然有十多个“贵州师”，在抗战中的表现也不坏，却总是在各个军之间调来调去、无法捏到一起。第八军原本是贵州籍军人唯一的希望｜Qī…shu…ωang｜，现在何军长调走了、换了个云南人李弥，各师的师长也调来调去，再也形不成气候……王副官悲伤地感叹道：“何老总在中央有那么大的权势，怎么就连家乡的一支军队也保不住呢？”

然而，蔡智诚却比较赞同何应钦的豁达大度。他认为，以地方势力为基础的建军方式根本就属于封建陋习，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象以往“湘勇”、“淮军”那样的做法是不符合民主社会的要求的，军人的理想，归根到底应该是为国家和全民族而战斗，是否编成同乡团体、或者由谁来领导其实并不重要。蔡智诚说：“你看，我们贵州人在云南打了胜仗，还不是一样能够得到全体民众的褒奖？黔军不黔军的又有什么区别”

“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痛”，王副官有点急了：“你是个大学生，打几仗、立个功，然后还可以回去接着读书搞学问。我们可是军校出来的，当兵扛枪就是一辈子的职业，没有一个可以依赖的团体，将来的升迁甚至谋生还能有什么指望？”

“我就不信全天下的军队都要讲关系”，蔡智诚十分不服气：“我偏要找个凭本事吃饭的地方”

“但愿青年军是你想象的那种部队……”说到这里，王副官忽然想起了什么：“听说，昆明有个单位，比207师更加威风，你想不想去？”

“哦？什么部队？在什么地方？”，蔡智诚很感兴趣。

“我也不知道地点在哪里，只晓得叫鸿翔部队”

“鸿翔部队？干什么的？”

“鸿翔嘛，还能干什么？坐飞机打仗的呗”

“哇——哈！戈曼德！”

那时候，蔡智诚还不知道世界上有“伞兵”这个兵种，但他对“戈曼德”却早有耳闻。

“空中红魔——戈曼德”是英国特别空勤团的代号，该部队创建于1941年，是现代特种部队的鼻祖之一。在德军“闪电战”肆虐欧洲的时候，只有几支“戈曼德”部队能够深入敌后展开特种突袭，虽然战果有限，却对鼓舞同盟国军民的战斗意志起到了重大作用，因此，当时的中国报刊上也时常宣传“戈曼德”的英雄业绩，把他们吹嘘得神乎其神。

蔡智诚其实完全弄不清特种作战是怎么回事，但他和所有的小青年一样，对这种“坐着飞机去打敌人，然后坐飞机回来接受鲜花”的军旅生活十分神往，觉得那才是真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