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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智诚的主要工作是清理核查物资。

日本人实在是讨厌，他们的清单内容十分庞杂，连一双竹筷子、一个破脸盆都要罗列上去，真是烦琐得要命。可对方既然写出来了、自己就必须查验，于是，蔡智诚就被这些鸡毛蒜皮搞得焦头烂额。可是，查了几天之后，蔡上士才突然发现，表面上很细致的日本人原来并不老实，他们把许多装备物资、甚至一些秘密仓库都隐瞒起来，没有开具在清单里。

弄了半天，小鬼子原来是想利用脸盆筷子做掩护，企图瞒天过海呀！蔡智诚气得拍案大骂，当即报经金远询专员批准，把古川宪兵队长关了禁闭。

宪兵的手里除了物资清单，还有人员名单。监狱犯人的档案全都移交到军统的手上，由金远询站长决定放谁或者不放谁。

在那段时间里，警探们不停地抓人、又不停地放人，头天接到举报说某人是汉奸，隔两天又说证据不足让他回家了。蔡智诚埋怨说：“这不是瞎折腾么？”，而潘崇德却看出了其中的门道：“你别看这些人进进出出、来去匆匆，可只要在大堂上走一道，留下的就是钱呀……”

还真是这样。

比如，长沙城里有这么两个人物，一个叫张芝文，原先是杂货店的老板，一个叫凌云卿，是黄包车工会的头目。44年日军占领长沙时，这两个家伙就打着“欢迎皇军”的旗号主动上门讨好，据说，他俩的初衷是想得到日军的许可、组织人手收埋在攻城战斗中遗弃的尸首（当时城里的尸体确实很多），可没想到，日本太君一高兴，就让张芝文当了“治安维持会”的会长、让凌云卿当了副会长，这两个家伙也就变成了汉奸。

国军接管长沙警务之后，张、凌两人当然就被抓了起来，可没过几天又被释放了，说是证据不足。蔡智诚对此很不理解，在姐夫面前发牢骚：“他们都当上维持会长了，还有什么证据不足的？”，可罗照却笑着说：“你不懂的就不要议论”

原来，这两个维持会长有“立功表现”——他们透露了日本“亚光公司”秘密仓库的地址，那里面存有不少日军从湖南各地掠夺来的贵重物品——接收大员们因为这个情报收获颇丰，光是罗照的手里就分得了四十多部珍版古籍，其中有一本手书的曾国藩日记（不知道是不是曾文正的亲笔），后来送给了谷正伦。

伞兵们只负责监管日本宪兵，对其他日军部队的事情，除非正巧遇上了，一般并不主动管理。

长沙市东区的二里牌，有一个停放日军骨灰的“神社”，在以前，中国老百姓从这里经过的时候都必须对着房门三鞠躬。现在日本投降了，大家就邀集起来去砸烂那些牌位。

那天上午，伞兵的车队正巧经过二里牌，看见几个日本兵正和一群市民在“神社”门口对峙，其中有个鬼子军曹的手里还握着军刀，“咿呀哇啦”的十分歇斯底里。日军官兵在兵营之外持有武器是违犯规定的行为，姜键队长立刻没收了这把军刀。不一会，日军大队长也赶来了，一照面就“噼哩啪啦”给了军曹几耳光，逗得围观群众呵呵直笑。

第二天，伞兵们又从二里牌路过，看见“神社”门前横眉竖眼地站着一伙日本兵，四周的群众却畏畏缩缩地不怎么敢靠前。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昨天的那个军曹在小屋子给自己开了膛、剖腹自杀了。

姜队长觉得再这样闹下去不是个办法，就通知日军大队长把那屋里的坛坛罐罐全都清理干净，再用粗绳子拴在房柱上，道奇卡车一发动，立刻就把这座混蛋“神社”给拽倒了。

不过，日军中象这个军曹一样的死硬分子毕竟是少数，大部分都还比较守规矩的。

那时候，在日军兵营门口站岗的还是日本兵，只不过手里没有枪，而是拄着一根两米长的细木棍，看见有人来了就站得笔直、立正敬礼。

日军的军需仓库都被查封了，因此，兵营里很快就断了粮。国民政府的接收专员懒得理睬这些事，小鬼子就吃了上顿没下顿，最后饿极了，只好学着“做买卖”。在那段时间里，长沙市民晚饭后的一大乐事就是去逛“日本夜市”——鬼子兵出卖的物品，除了大衣、毯子、床单之类，还有食盐（湖南也是个缺盐的省份）和“旭光牌香烟”，老百姓就用食物来交换。

伞兵和警察也不愿意眼看着日本人饿昏了闹兵变，所以对这类买卖并不制止，反而还帮着他们维持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