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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智诚从来就不去理睬这些迷信的名堂，但罗华却信得不行。这小子简直是见佛就拜，才跪了观音又求上帝、抽空子还跟海国英念叨几句真主安拉，恨不得上战场的时候能够召集菩萨开大会，从土地公公到圣母玛利亚全都守在他身边。

自从伞兵把大队编制改成了团营连，原先的“军士长”职务就取消了，罗华不愿意留在连队当排长，死缠着蔡智诚、硬是到“政治指导室”当了一名协理员。按罗协理员的说法，连以下的军官都是容易送命的角色，进到营部就安全多了，打仗的时候可以在后面督战，仿佛进了保险箱一样。

说实话，这个时候的蔡智诚他们确实象是在保险箱里。当时，伞兵一团驻守黄口，伞兵二团驻守砀山，经常在陇海铁路线上与共军发生接触，而司令部直属的搜索营、工兵营、通讯营和辎重营却住在徐州城里，不开枪不打仗，日子过得十分安逸。

当时，伞兵搜索营的任务是保护城里的电力安全，这个差事说难不算难、说易也不易。那时候，徐州号称是“马路不平、电话不灵、电灯不明”，让人很伤脑筋——大马路成天被军车和战车碾过来压过去的，想平也平不了；电话局里只有20部交换机，原本不到一千五百门的容量却要应付三千多门电话，遇到前方打仗的时候总机房里就象炸了锅，把交换员累死也没有办法；供电问题就更难办了，徐州原本依靠贾汪电厂供电，那是个日本人建造的厂子，距离徐州60公里，装机容量1250千瓦，不仅电量不够而且还经常被游击队切断线路，弄得电灯时暗时明。为了保证电力供应，徐州“陆总”只好从联合国难民救济署弄来一台1000千瓦机组（是美国军舰上拆下来的旧设备，满出力只能达到800千瓦），在“张勋官邸”（今徐州供电局）开办了一个专用发电房，而搜索营的职责就是保证这个新电厂与“重点用户”之间的线路畅通。

当时，徐州是华东军政中心，各类“重点用户”着实不少。搜索营的游乐智营长考虑来考虑去，先列出一些“重中之重”，然后再委派下属分头负责，蔡智诚承包的是“花园饭店”、“装甲兵之友”和“空军俱乐部”——这倒是三个好地方。

花园饭店建造于1916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徐州最高档的酒店。它所在的地方原本叫做按察街，后来因为蒋介石与冯玉祥在这个饭馆里拜把子，俩兄弟一高兴就把“按察街”改名为“大同街”了，意思是说拜把成功、世界大同。可解放以后，人民政府不大同意他俩的说法，于是就把“大同街”改成了“淮海路”，还把“花园饭店”也改成了“淮海饭店”，以此来纪念淮海战役的胜利——其实，这花园饭店与淮海战役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倒是在台儿庄战役期间，这里曾经是李宗仁的指挥部。

花园饭店是各路高官途经徐州的首选下榻之地，一般人是进不来的。不是吹牛的说，1948年的春节，能在这个饭店开房间的少将以下的军官只有两个人，一位是蒋纬国上校，另一位就是蔡智诚上尉——只不过蔡上尉所开的房间是配电房，虽然面积挺大，到底还是寒碜了点。

寒碜归寒碜，照样可以进餐厅吃西餐，并且因为与服务员的关系好，牛排更厚一点也说不定。

当时，徐州“陆总”下辖济南、贾汪、蚌埠三个绥靖司令部和一个（郑州）前进指挥部，来此开会视察或者中转的各类官员络绎不绝，每当遇到王耀武、邱清泉、胡琏、孙元良等重要人物到徐州的时候，“陆总”副司令韩德勤或者参谋长郭汝瑰总要招待他们一顿，而其他官员住店就只有自己进餐厅吃饭了。

军人吃饭是不花钱的，高官们更可以随意点菜，虽然政策一样，但有的人比较节俭、有的人却比较随意。比如有一次杜聿明和王耀武住在花园饭店，开饭的时候一人只点了一碗面条，搞得一帮属下也只好有样学样、个个埋头喝面汤；可吴化文军长就大不相同了，顿顿摆满海蟹湖虾，还要喝法国白兰地，服务员说他一天能吃掉一根金条，饭量真是不得了。

这么高档的地方，一般人能进来逛一逛就觉得很有面子。当时徐州的红灯区在一个叫“金谷里”的地方，据说那儿的妓女如果能到花园饭店里住一夜，宁愿不收嫖客的钱，于是某些随从人员就悄悄带着妓女回来鬼混。有一天，服务员收拾房间的时候笑得半死，原来他在墙上发现了一首打油诗：“奔波劳顿到徐州，金谷艳遇把情留，云雨方交正浓厚，长官来到俺床头。垂首立正遭训话，一训就是俩钟头……”，真是个倒霉蛋。

在花园饭店里搞风流是不合适的，但在“装甲兵之友”和“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