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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干樵原本是“东北剿总”作战处的科长,广东人,黄埔十一期生,他在第五军军部当参谋的时候曾经和杜聿明一起爬过“野人山”,所以深得杜长官的信任。前不久,伞兵的罗国英副参谋长在豫东战役中失踪了,老杜就把张干樵从东北调回来接替他,但张副参谋长抵达上海之后却没有去南京就任,而是径直回广东老家探亲去了(等他从广东回来之后,杜聿明又把他留在上海当幕僚)——人家是参谋副长、是参谋处的顶头上司、又是杜老总的心腹,参一科当然不敢打他的考勤,只得委派一个副主任级别的“联络官”在上海守着,随时准备替他传话。
这联络官的差事其实很不错,既没有风险又十分好玩。蔡智诚每天在病床上躺到中午,打针换药之后就跑出去闲逛,一直要折腾到半夜三更才回到医院里,真是自由自在。
1948年的8、9月份,上海市的物价稳定、市场供应充足,可以说是抗战以来日子最好过的时期。
国民政府从8月19日开始实施货币改革,强制推行金圆券,禁止任何商品涨价、禁止任何人囤积物资。“太子钦差”蒋经国亲自坐镇上海,勘乱建设大队、经济警察大队和“人民服务总队”遍布大街小巷,发现破坏经济秩序的行为立刻严惩不贷,就连荣德生的侄儿荣鸿元、杜月笙的儿子杜维藩以及商界巨头詹沛霖这样的“大老虎”都被抓了起来,其他的黑市奸商更是吓得没了踪迹,刚刚发行的金圆券顿时就成了统治十里洋场的硬通货。
这个时期的金圆券真的很值钱。按照行政院的条令,三百万法币兑换一元金圆券,二百元金圆券价值一两黄金,两元金圆券等于一块银洋。尤其不得了的是,使用金圆券购物的时候,任何商品的价格都必须保持在“8、19”(金圆券发行日)当天的水平上,这样一来,一块钱可以买回五六斤上好的大米,四元金圆券就相当于一个美金,并且所有的物价明细表都已经事先刊登在政府的布告上,如果有哪个商贩胆敢缺斤少两、讨价还价,立马可以通知警察把他抓起来,这可真是板上钉钉、童叟无欺。
在这样“美好”的日子里,蔡智诚的衣兜里正好揣着立功受奖的犒劳费。那时候,金圆券的钞面只有五元的和一元的,五百块硬扎扎的新式钞票把小伙子的口袋塞得鼓鼓囊囊,也撑起了小伙子的享乐欲望,于是,他就财大气粗地一头扑入了夜上海的纸醉金迷之中。
在这个时候,蔡智诚迷上了跳舞。当时,上海滩的各类舞厅星罗密布,一流的舞厅聘请菲律宾乐队,一块钱的舞票能跳三曲舞;二流的舞厅使用白俄乐队,一块钱可以跳五六曲;三流舞厅的乐队是中国人摆弄的,花一块钱跳个整晚上都没问题。
高档舞厅的乐队好、舞女漂亮,但红舞女的架势也不小,她们擅长的是“摸衣领、贴脸蛋、搔手心”,纤纤玉指搭上客人的肩头,一摸衬衫领子就知道是穷鬼还是阔佬,那态度立马就不一样。蔡智诚懂得这里面的名堂,他早就从“联勤总医院”的门口淘来了全套的行头,当时,虹口头坝浪(今吴凇路)的潮州帮贩子专门做电影演员的典当生意,他们的货箱里从各类新旧洋装到真假“派克”钢笔、“浪生”打火机,应有尽有,只要花上个三四十块钱,打扮成“小开”的模样绝对没有问题。
舞厅里时兴“标准舞”,也就是现在的探戈狐步之类,而最时髦的舞步叫做“强丁巴”,几个男男女女对头对脑的抽肩膀。这些舞姿其实是很累人的,但蔡智诚却满不在乎,他上窜下蹦地满场飞,拎着威士忌和舞女疯闹,不喝个烂醉不罢休,折腾够了之后再出去狂吐,低头一看,胸前的伤口又挣裂了,鲜血浸红了衣衫。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了10月份。有一天,罗华到上海来向蔡智诚告别——他失去了一只胳臂,终于可以退伍还乡了。老蔡请老罗吃西餐、喝洋酒,又带他去舞厅里娱乐,但这土包子却一点儿也不开心。
夜里,两个老战友漫步在灯红酒绿的街道上,罗华突然停住脚,十分严肃地对蔡智诚说:“喂!你这样下去可不行,要把自己搞垮的”。
“管他呢,早晚不过是一死。反正我不相信你的菩萨,我也不想进海国英的天堂,与其被别人杀死在战场上,还不如死在这东方的巴黎、死在美酒和女人中间更好一些”。即便是在喝醉了以后,蔡智诚依然记得田花园村的那个长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