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部分(第1/4 页)

理事国乞求干预国内事务，竟然得不到别人的理睬，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可想而知、民众对政府的失望可想而知，抗战胜利时套在国民党头上的那一圈虚幻的光环在此刻已经荡然无存，接下去，他们只能面对更多的屈辱和沉沦。

1月14日，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对华北重镇天津发起了总攻，仅用一个昼夜的时间，天津的十三万守军被歼灭，主将陈长捷被俘虏，北平已经完全成为了一座孤城。也就在这一天，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他针对蒋介石的元旦文告提出了实现和平的八项主张——第一、惩办战争罪犯；第二、废除伪宪法；第三、废除伪法统；第四、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第五、没收官僚资本；第六、实行土地改革；第七、废除卖国条约；第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看见这态度强硬的和平宣言，蔡智诚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完了……毛泽东根本不在乎老蒋的意见，他要的是无条件投降。

同样是在49年1月14日这天，谷正纲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务委员会主任，与汤恩伯配成文武搭档。蔡智诚也随之由南京到了上海。

在这个时期，国统区已经乱成了一锅粥。程潜、张轸和陈明仁加入桂系集团，在白崇禧的统率下控制了广西和湖南；孙科、宋子文、张发奎、薛岳等一帮广东人也联合起来，把岭南（包括海南岛）变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桂系和粤系为了争夺物资和钱财动辄兵戎相见，而四川的刘文辉、云南的卢汉对中央的指令也是阳奉阴违，蒋介石总统真正能够使唤得动的只剩下了京沪杭和台湾。

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发表以后，社会上更加乱了套。老百姓在街上游行，官员们在政府吵闹，蒋介石主张“先停火，再谈判”，李宗仁则说“蒋不下野，没有和谈”，孙科在广东提出“以平等的谈判争取光荣的和平”，而民主人士则抗议“谈判不能由国共两党包揽，其他党派也应该参加”，更有些社会精英竭力地鼓吹“军队国家化”，建议共产党和国民党先解除各自的武装，然后再由议员们慢慢商量国家的前途……真是污七八糟。

在这种情况下，1月21日，蒋介石下野了，他公开里说“既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必再为和平的障碍”，私底下却骂：“我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国民党打倒的”。谷正纲等人更是如丧考妣：“我们再无能也和共产党斗争了这么长时间，换李宗仁执政，不出一年就要灭亡”。

！Qī！蔡智诚的心情也颇为沮丧，他倒不是对蒋介石有多么眷恋，而是觉得这场不合时宜的内讧使国民党丧失了最后的争取“体面”的机会。在他看来，国军虽然在战场上以处于劣势，但毕竟还握有半壁江山，南方是国民党的发祥地，政权稳固、经济发达、人口众多，没有遭受过太大的战争破坏。与在抗战时期就奠定了雄厚基础的北方不同，共产党在华南、西南和西北各省都没有很强的政治势力，如果国民党在战败之后能够知耻后勇，团结起来痛改前非，以稳健的政绩去应对军事上的压力，或许还有可能在谈判桌上有所作为。但象现在这样的搞法，长江防线还没有被突破，自己的阵营先就已经乱了，道德沦丧、信仰丧失、军心丧失、民心丧失，党国的前途必将万劫不复，落入难以救赎的深渊……

！shū！果然，国民党的混乱使共产党人更加胸有成竹。1月25日，新华社发表广播讲话：“我们老实告诉南京的先生们，你们是战争的罪犯，你们是要受审判的人，你们口中所谓‘和平’、‘停战’，我们是不相信的！你们必须动手逮捕一批内战罪犯，首先逮捕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声明中所提的四十三个战犯。务必迅速逮捕，勿使逃匿，否则以纵匪论处，绝不姑宽……”，并且又接着宣布了第二批内战战犯名单。

！ωang！头一批的战犯名单中有贵州人何应钦，这第二次又补上了个谷正纲。在上海的办公室里，谷战犯正纲面对着布告只有连连苦笑：“各位还是少和我来往，否则下一批的名单上你们大有希望”。

蔡智诚倒不担心自己会成为战犯，他在那时候已经离开了军队，到俞季虞那里做事去了。

俞季虞是浙江绍兴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毕业生，与蒋经国、谷正纲、谷正鼎是同学，当然也和王明、邓小平等人一起念过书。这俞季虞属于“太子系”的人物，长期担任蒋经国的助手，蔡智诚46年在“南京市党部”的麾下压制学生运动的时候曾经在他手底下当过差，彼此间还算是熟人。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