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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半，还意犹未尽。这一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赵构君臣苦中作乐，过得相当别致，起因于他们收购了两船的橘子。史料记载说：当时，君臣将士“常郁郁不乐”，十分郁闷烦躁。突然，发现两艘海船鼓着风帆，乘风破浪，直冲皇家逃难船队航来。大家吓坏了，很紧张。因为当时的确切消息是，金兵打到宁波，已经组织船队下海追来。经拦截盘问，知道是贩运橘子的商船，装了满满两船橘子。于是，赵构下令全数收买，分给皇家卫队将士们吃。正月十五这天入夜，赵构让大家把油灌进橘子皮里，点灯放到海上。当夜，“风息浪静，水波不兴，有数万点火珠，荧荧出没沧溟间”，景致很有看头。当地民众奔走相告，大开眼界。至今，民间传说中仍然津津乐道。可惜，逃难之中，这种快乐不会很多；到后来，连宰相这个级别的官员都穿起了草鞋。君臣境况之狼狈不难想见（38）。

从常理推断，没有人会喜欢这种境况。任何人但凡有一点能力，恐怕都不会愿意如此狼狈，何况是在臣民面前至高无上的中国皇帝。因此，把我们皇帝遭遇到的一切，理解成是实力对抗与对比的结果，可能是比较起来最贴近实际情况的。当时，民间产生康王赵构“泥马渡江”的神话，显然带有相当深切的同情、理解与祝愿的成分在。实际情况很有可能是当时他连像样一点的马匹都没有。这里面包含的天命因素，恰恰是中国人表达自己爱憎的惯用手法。比如，面对为非作歹的大坏蛋，在现实中无法惩治他时，中国人就会加上天命的成分，在想像中认为这个坏蛋将会或者已经受到了神灵的惩罚。多亏有这样的联想或想像机制，不然，漫长的两千多年里，在如此悠久的帝制传统下，面对历朝历代数不胜数又让人基本无可奈何的坏蛋们，中国人的心理平衡如何保持，实在是一件无法想像的事情。有一些现代历史学家认为，这一切是赵构畏敌如虎、苟且偷安、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结果。这种说法气壮如牛，永远都不会错，却也让人无话可说。

从二十一岁到二十四岁，赵构就是这样度过了他登极之初几年的岁月。这样的经历，想必给他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从而影响到他的一生。应该说，任何人有了如此经历，恐怕都很难不受影响。

公元1130年，即南宋建炎四年春天，横扫大江南北的金兵终于决定从江南撤兵。有人认为，这是因为金兵耐不住江南渐次来临的卑湿闷热气候；同时，在军事上，蛛网般密布的河湖港汊水田丛林，也不利于骑兵的大兵团奔腾驰骋、展开攻守。

这种看法可能是一部分实情，但是，忽略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事实：五百年后征服全中国的满洲骑兵，就是今天这些金兵的正宗后代，来自一模一样的自然环境。满清的辉煌成功表明，自然条件并没有成为他们勇猛善战文治武功的障碍。使他们夺取胜利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基本的条件是：他们远远比自己五百年前的祖先更加成熟，更加富有政治智慧，他们的雄心与目光更加远大，同时也具备了象皇太极、多尔衮这样雄才大略、文武双全的领袖人物。

而此时，公元1130年，即南宋建炎四年春天，赵构们所面对的金兵，从最高统帅，到一刀一枪拼杀的士兵，他们眼中所见、心中所想、念念不忘的只有金银财宝子女玉帛。这些骁勇剽悍的北方骑士，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用自己勇猛绝伦的武力，去攻占、征服、烧杀抢掠和不由分说的敲诈勒索；然后，把抢来的女人、财宝、奴隶源源不断地运送回寒冷的老家。在溃不成军、望风而逃的大宋君臣、军队面前，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自己也可以做这万里锦绣江山的主人。因此，在以往胜利的鼓舞下，他们的表现相当轻率而野蛮，总是来去如风，除了烧杀抢掠敲诈勒索，从来看不到他们有过像皇太极、多尔衮那样目光深邃胸怀远大的从容展布。

好像是宿命一样，女真人似乎注定要统治中国，只是这项工作要在五百年后，由他们的子孙来完成。

毫无疑问，金兵北撤使赵构获得了极其宝贵的喘息时机。与五百年后的情形比较，北宋和明朝的崩溃同样根源于帝国内部的朽烂，他们面对的也同样是女真人的铁骑。不同的是，南宋高宗赵构君臣显然比南明弘光皇帝朱由松及其马士英、阮大铖们要高明得太多了。这使风雨飘摇、艰难困苦中的南宋帝国终于站稳脚跟，并坚持了一百五十多年。成为当时中国汉族人最后的一点体面与希望。

从仅仅完成于北宋覆灭几年前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知道了北宋首都开封是如何令人悠然神往的。这座城市的繁华富裕，在当时即便不是世界第一，也肯定可以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