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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宏的目光，已经越过了滚滚长江，投射到了烟雨苍茫的南方大地。

他怕他的王朝像匈奴、以及其他那些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那样，只是像一阵狂风刮过辽阔的北方，扬起满天黄沙后便烟消云散。

他日夜企盼着能有一天，“魏”字大纛能飘扬在日月照耀下的每一寸土地上。

他力排众议的汉化，正是为了那一天做着准备。

可是，元宏以三十三岁壮年病逝后，仅历二世，三十来年，北魏就在内外交困中悲惨地解体了。宗室几乎被杀戮殆尽，族人沦为他人之奴……

汉化不久的北魏无可奈何地在历史上圈下了一个血淋淋的句号。

是腐败吗？

的确，北魏王朝一日日走向穷奢极欲。有人连马槽也要用纯银的；帐篷早就不知丢到什么地方去了；现在，他们的园宅“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洛阳伽蓝记》），使见多识广的南朝豪贵看了都瞠目结舌；王室代表，河间王元琛，有一大遗憾：恨不能与当年晋朝首富石崇比比谁更阔气。

像任何一个王朝一样，腐败当然是北魏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元宏的汉化在其中有没有责任呢？

且不说汉化在北魏不肖王孙的堕落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汉家的享受可真是远远超过了这个曾经淳朴的北方游牧民族呢。事实上，每个强行闯入汉家天地的民族，都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惶恐和自惭形秽。直到如今，中国的饮食文化还是世界第一，中国餐馆更是遍布了地球的每个角落。

元宏视为纶音圣语的儒家理论，在其中又起了什么作用呢？

“仁”是儒家的核心。和平博爱的大同世界是儒家最终的理想。他们世世代代有个美好的梦：用君子善良的德行感化所有的人，就像一阵风轻轻吹过，把杂乱的野草梳得整整齐齐，如此不用打打杀杀就能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把自己国家治好了，四方自然就会翕然归化（“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孟子》）。

尽管必要时也不得不吊民伐罪，但儒家毕竟最反感战争。卫灵公曾向孔子请教军事上的学问，孔子一口咬定实在没学过军旅之事。于是宾主不欢，第二天就离开了卫国。

儒家各位大师穷一生之力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致中和，就是希望能使苍生、使天下，达到一个和谐平稳的美好境界。

然而和谐的取得常常不是强化弱的一面，而是削弱强的那方。

“过犹不及”、“中庸”、“质胜文则野”、“好勇疾贫，乱也”、“胜残去杀”……儒家先贤们不厌其烦地在各个场合，一次次教训着、提醒着平衡和克制的必要，一次次警告着失去约束的力量肆意放任将会是多么危险——而且这种力量越是强大就越是可怕。

这种观念在我们的国粹中医上有微妙的反映：对于过剩的精力或者过强的身体机能，他们都视之为病症，用了一个不祥的字来形容：“亢”。要想健康，一定得想法子，用“镇”、“平”、“滋”等手段，使之降至正常，归于协调。

这套理论虽然看起来十分迂阔，但潜移默化的力量是巨大的。不管你曾经是多么野蛮的民族，只要开始把儒家思想作为统治的理论基础，无论真心也好，借用也好，天长日久，渐渐就会不知不觉受其影响。

仁义和中庸的儒家思想就像一张柔软而坚韧的砂纸，轻轻地、温柔地、慢慢地，磨钝了你的尖刺，磨平了你的锋刃，磨滑了你的毛糙。

也许哪天早上起来，出现在镜子里的已不再是那位筋肉暴起满面虬髯、一身腥膻的粗豪大汉，而是一位峨冠博带大袖飘飘、低眉顺眼文质彬彬的白净书生。

放马南山铸剑为犁，一代代和平的梦里，一位位武士卸下了铁甲。当年弯弓射雕的豪迈，变成了酒席间的游戏：“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看啊，他们即使是争斗也是那么的温文尔雅。

汉化（3）

孔子肯定没想到，如此发展下去，两千多年后，以身处礼仪之邦而沾沾自喜的君子们会为辞上座、后进门之类琐碎的所谓礼节展开一场场滑稽的争斗。但尽管如此迂腐可笑，荒唐背后蕴藏的谦让，却也的确让人看到了实现终极和平的“大同世界”的可能。我崇敬创建了这套思想的孔子等大师，他们确实是圣人——他们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