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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基。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结束了，即悲惨地失败了。然而，失败的并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

六、闭关自守的日本

历史学家所提出的几个因素可解释中国和日本对西方的挑战所作的不同反应。日本诸岛地理位置的紧凑既促进了民族团结，又促进了新价值观和新知识在全国的传播。它也使这个国家容易遭受和认识到外国的压迫。佩里的舰队在能看得见首都江户的地方航行；几星期内，全日本便都知道了这一重大事件。相反，面积辽阔、人口稠密的中国内地诸省长期以来很难受到或不受西方的影响，反而充当传统观念和传统势力的贮藏地。此外，由于日本有向伟大的中国文化世界借用某些东西的悠久传统，因而，19世纪在同样地借用西方世界的东西时，发生的冲突较少、痛苦较小。过去，日本以“日本精神、中国知识”为口号，适应了经过挑选的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现在，日本又以“东方道德、西方技艺”为口号，向西方借用了它所盼望的东西。因此，同中国帝国的铁板一块的特点相比，日本的政体和社会结构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地理上的分隔。即起伏不平的山区地形加强了日本的氏族传统和地区独立主义。日本的商人阶级拥有更大的自治权和更强的经济实力，而且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西方入侵的紧要关头迅速扩大了它的势力。日本军人在社会的最高层，而不象中国军人那样在社会的最底层。这意味着日本拥有一个比中国的文人阶层更易受西方军事技术的影响、并对此反应更迅速的统治阶层。总之，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和多元化的体制诸因素，都使日本比中国更易遭受西方的入侵，且能更快地对这一入侵作出反应。

尽管有这些基本差别，日本却同中国一样，19世纪中叶以前一直与世隔绝。不错，16世纪日本人曾欢迎过葡萄牙人，而且许多人还皈依了基督教（见第四章第八节）。但德川幕府发觉，西方的宗教和贸易是一股威胁他们的权力、使人不安的力量。为此，他们逐一地断绝了日本同西方世界的联系。到17世纪中叶时，唯一保留的是和少数荷兰商人的接胁他们被限制在九州岛上经商，甚至受到了最为严厉、最为屈辱性的控制。

德川幕府领导人的目的是要使日本与世隔绝、一成不变，以便使他们的统治永存。但是，尽管他们作出种种努力，还是有了某些发展；这些发展渐渐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力量对比，打破了现状。德川幕府治下的长期和平促使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商人阶级的实力增强。人口从1600年的1，8O0万猛增到1725年的2，600万。城市不均衡地发展21700年，江户人口接近100万，大皈和京都的人口各达到30万。人口的剧增增加了商品的需求量，鼓励商人和富农将剩余资本投于新的生产方式——包括家庭包工制即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他们向农民和工匠提供原料和设备，而将制成品拿到市场上出售。到德川幕府统治末期，似乎某些地区的这一工业发展已达到了创办工厂的水平．以可利用的原料和地方技术为基础的地区专业化开始普遍起来，因此，某些地区以其漆器、陶器、组织品或米酒而闻名。

产品的增加导致了商品的广泛交换，这种交换又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货币最初是从中国和朝鲜引进的，但在17世纪，日本建造了一座金币制造厂。贵族开始靠经纪人把他们的稻米变成货币，依靠商人来满足他们的消费需求。在这些交易中，由于商人通过垄断操纵了价格，由于稻米价格跟不上其他商品价格的飞涨，贵族失败了。此外，贵族尝到了奢侈生活的甜头，往往在浮华的生活上互相攀比。最终结果是，他们一般都欠商人的债，尽管后者的社会地位远比他们的低。但是后来，商人家族通过通婚或继嗣等手段获得了贵族头衔。这些家族不仅控制了经济，而且支配了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文学和艺术。

应该指出，这些变化不但影响了最高层的贵族，而且影响了武士阶级，因为在这一长久的和平时期，并不那么大量地需要武士的服务。广大农民也因稻米价格下降而损失惨重。他们中的许多人流入城市，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找到工作，因为国民经济的增长始终跟不上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