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部分(第1/4 页)

这段回忆，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对西方文化充满矛盾心理的反应：

我们的前人是英国教育最初的结果，是极端的亲英派。他们根本看不到西方文明或西方文化的缺点，而是给它的新颖和奇妙所迷住。个人公民权的授与、私人裁判权对传统权力的取代、关税的提高，所有这些在一个东方民族所意想不利的情况下突然而有力地到来；这个东方民族不知道远古习俗和古老传统的训令，同样也不知道要履行的义务。……英国的一切都是好的——甚至喝白兰地酒也是一种美德；凡不是英国的都值得怀疑。……到时候反作用力就会突然出现，由于崇拜西方的一切，我们现在正处于混乱之中；这种混乱可能将我们召回到我们古老的文明、久享盛名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中去，这种文明、生活方式和风俗是不为已经流逝的时代的影响和现代生活的力量所约束的。

四、白人的责任

由于19世纪末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居于优势地位，欧洲人自然会这样认为：他们的卓越地位起因于其文明的优越性，而这又反映出他们作为一个种族的优越性。他们深信，上帝创造了不同的人。它将白人造得更聪明，所以白人能指挥劳动，能指导宽背、低能的劣等种族的发展。因而有了“白人的责任”这一概念——用理想主义的忠于职守的罩在来遮盖当时的帝国主义的一种说教。19世纪末（1899年），拉迪亚德？吉卜林在其著名的短诗中恰如其分地写道：

承担起白人的责任——

将你们培育的最好的东西传播开来——

让你们的子孙离家远去

去满足你们的俘虏的需要。……

欧洲主子在所有大陆上都接受了“弱小种族”的效忠，认为这种效忠是事物神性的一部分——是“适者生存”的必然结果。在印度，他们被恭敬地称为“大人”（sahib），在中东被称为“先生”（effe　ndj），在非洲被称为“老爷”（bwana），在拉丁美洲则被称为“恩主”（Patron）。在这些情况下，欧洲人开始用近视的眼光、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自我中心的观点去观察世界，也就不足为奇了。阿诺德？汤因比描述了他的同胞在19世纪末时的世界观：“据他们看，历史对他们来说已经结束。在外交事务方面，历史已于1815年随着滑铁卢战役的结束而告终；在国内事务方面，历史已于1832年随着《改革法案》的产生而完结；在帝国事务方面，历史已于1859年随着印度兵变的被镇压而终止。他们有一切理由为历史的这种结束所赐予他们的永久幸福而庆贺。……英国中产阶级19世纪末的这种幻觉似乎纯属神经错乱，然而，西方其它国家的中产阶级也同样具有这种幻觉。”

这种幻觉的确并不只限于不列颠群岛。在大西洋彼岸，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1904年致国会的一份咨文中告诫拉丁美洲说：“……长期错误的行为，即一种导致文明社会的关系全面松懈的软弱无能，在美洲同在其他地方一样，最终可能需要由某一文明国家来予以干涉。”同样，1904年，美国一位传教士、著名出版家的父亲亨利？W？卢斯也从中国报道说：那里的条件对他们的活动很有利，“我们可以一起为上帝、为中国、为耶鲁大学工作。”最令人吃惊的还是塞西尔？罗德斯的极度自信和好战心理；他走在时代的前面，梦想征服其他星球。他说：“这个世界几乎已分配完毕，它所剩下的地区也正在被瓜分，被征服，被拓居。想一想你夜晚在空中所看到的那些星球吧，那些我们永远无法到达的巨大的世界吧！我常常这样想，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吞并这些星球。看到它们这样清楚而又那么遥远，真使我感到悲伤。”

五、对欧洲优势的最初挑战

欧洲的全球霸权在1914年时似乎是牢固的、永恒的，但只要人们较清醒地回顾一下，便可轻易发觉，殖民地世界中潜伏着的复仇者正在慢慢觉醒，正在对西方统治权发起最早的攻击。

在整个历史上，每逢较弱的社会受到较强的、好战的社会威胁时，就会产生两种相反的反应：一种是割断同入侵势力的一切联系，撤回到与世隔绝的境地中，在传统的信念和习惯中寻求安慰；另一种却是力图采纳外国社会的许多特别吸引人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人们以平等的地位对付外国社会、从而有效地抵抗外国社会所必需的。第一种反应表现为退却和逃避；第二种反应则体现为调整和适应。前者的口号是“返回美好的从前”；后者的口号是“向西方学习，以与西方作战”。

19世纪期间，对西方入侵的这两种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