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部分(第1/4 页)

据凯恩说，《双重赔偿》是受他所听到的一个故事的启发：一个尽心尽力工作了好多年的报纸排字工人，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为大标题中一个猥亵的错误放行。电影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也许钱德勒本会说，这两个版本的故事所处理的主题都是一个机构企图“破坏”工作人员和他的潜意识之间的“勾连”。但是，在描写大生意的运作这方面，电影创造出了比凯恩小说有力得多的异化感，并更倾向于“绞刑架下的幽默”gallows　humor：即黑色幽默。——编注。最后这些特征无疑应归功于怀尔德，在这部电影的作者中，他才是真正的世界主义者。在维也纳，他是一个记者；在魏玛德国的柏林，他是个“吃软饭的”，两部著名德国电影（《星期天的人们》［People　on　Sunday］和《爱弥儿和侦探们》［Emil　and　the　Detectives］）的编剧；88而在1930年代早期的巴黎，他则是个移民作家和导演。为了躲避希特勒，他从墨西哥绕道到美国，为派拉蒙公司工作——就像他1941年的剧本《良宵苦短》（Hold　Back　the　Dawn）中的主角，这个剧本最初的形式是一部喜剧，一个人在旅馆房间中对着一只蟑螂讲自己的人生故事。他了解欧洲和洛杉矶的丑恶、复杂之处，而他亦受到现代历史的创伤。《双重赔偿》最严酷的反讽之处就在于，怀尔德当时并不知道，就在他制作这部电影一两年前，他的母亲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中被纳粹杀害了。

第二章　现代主义与血腥情节剧：三个个案研究（31）

因为怀尔德，《双重赔偿》深深地受惠于魏玛德国——与其说是在于它的摄影风格方面（其时的评论家把它和战前法国电影相比较），不如说在于它的福特主义的纳粹德国式亚美利加（Fordist Amerika）意象。仅仅就语言的层面来看，正如威廉？鲁尔（William　Luhr）所说的，电影也已经充斥着对现代工业的冷酷的决定论隐喻：恋人互相发誓会对彼此忠贞而矢志不渝原文是“straight　down　the　line”，另有“一直沿着流水线往下走”之意。——编注；沃尔特设计了这个利用火车的精巧谋杀，而当这个计划开始实施时，他说“机器一旦开始运转，就没人能够让它停下来”；后来，他在回顾自己的罪行时则说道，命运已经“按下了开关”，因此“齿轮已经啮合”。所有这些话语中的隐喻被那些具有压迫感的视觉形象加强了；举个例子，当我们第一次随着内夫走入太平洋保险公司时，摄影机越过他的肩膀，让我们朝下望到了一个巨大的洞穴一般的房间，一排排的空桌子上放置着一样的记事簿和台灯。这里的设计让人不禁回想起德国默片如茂瑙的《最后一笑》（The　Last　Laugh），以及受德国影响的好莱坞电影如金？维多（King　Vidor）的《群众》（The　Crowd）、保罗？费乔斯（Paul　Fejos）的《孤独》（Lonesome）以及恩斯特？刘别谦（Ernst　Lubitsch）的《如果我有一百万》（If　I　Had　a　Million）等（还可以在威尔斯的《审判》［The　Trial］和怀尔德的后期作品《公寓春光》［The　Apartment］中看到）。它的所有表现形式要表达的就是现代社会把人变成僵尸或者机器人的倾向，就像朗的《大都会》里受奴役的平民。［62］

工业去人性化的主题也在保险公司二楼的较个人化的办公室中重复，那些房间几乎是可以互相置换的，用以起装饰作用的只是数据图表。同时，内夫的公寓看上去则像一个旅馆房间，而阴森的迪特里奇森家被描述为“那种十到十五年前每个人都渴望拥有的加州西班牙式房子”［63］。公共空间同样是一体化的：在沃尔特了解到菲莉斯是想谋杀她的丈夫后，他去了一个汽车餐厅，在车里喝了一杯啤酒；然后他赶到位于第三和韦斯顿（Third　and　Weston）大街上的保龄球馆，89一个人玩起保龄球，那是一个布满一模一样的保龄球道的巨大房间。然而，这种机械复制品的最超现实的例子则是杰里超市（Jerry�s），“那座位于洛菲利兹（Los　Feliz）的大超市”，沃尔特和菲莉斯就是在这里筹划他们的罪行。他们在超市的过道里低声细语，过道两边上则堆满婴儿食品、脆豆、通心面、西红柿和其他任何能被包装和排成整齐队列的东西；他们在公共空间内谈论着谋杀，但大商铺足以让他们变得匿名，事实上，对购物者来说是隐形的。［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