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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不韦在后来组织其门客撰写的《吕氏春秋》中有这样一句话：“民之情，贵所不足，贱所有余。”

有句俗话可以用来加以注释：物以稀为贵。

某个物品供大于求，自然会贬值；而供不应求，则会升值。这是经济学中再浅显不过的道理。

吕不韦深谙此理。所以他囤积居奇、贩贱卖贵，成为赵国巨富。

在自由经济时代，只要不出现垄断，货物的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当某一物资供大于求的时候，商人们便不得不降价销售；当某一物资供不应求的时候，商人们自然会提高价格。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当某一物资供大于求了，其利润自然会降低，生产者、销售者便无利可图，如此一来，生产者则会转产别的物品，那么，这一物资便会渐渐实现供求平衡。

当某一物资供不应求了，生产者、销售者便会提高该产品的价格，无论生产者还是销售者，都会获得丰厚的利润，由此会吸引更多的人来生产、销售这一产品，那么，这一产品便会多起来，多了便会贬值，在市场上也就能渐渐地实现供求平衡。

经过市场的调节，物资的价格会随着供求关系的改变而改变。在人们的经济活动中，居于流通环节的商人功不可没。若没有他们贩贱卖贵，便无法实现供求平衡。此即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的“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经国巨贾吕不韦（3）

《史记·货殖列传》是司马迁的惊世骇俗之作，从这篇文章中，不仅可以看出司马迁洞察世情，而且也可看出他对社会发展的远见卓识。战国时期，虽然各国都重利轻义，但人们口头上却重儒轻商。到了西汉时期，汉武帝“罢黜诸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确立为举国上下唯一的指导思想，其余一概斥为异端邪说。《货殖列传》由于重商言利，便被班彪指责为“轻仁义而羞贫穷”，班彪的儿子班固学着他爸爸的腔调骂司马迁“崇势利而羞贱贫”。如今看来，班彪父子的话真可谓腐儒之论！只有到了当代“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们才在那些高呼“越穷越光荣”的人海中找到了大量知音。

五

《货殖列传》中写了许多富商大贾，其中专门写到了善于“治生”的富商白圭。原文如下：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白圭是西周人。当魏文侯在位时，李克正致力于开发土地资源，而白圭却喜欢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景丰歉的变化，当货物过剩，人们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人们高价索求时，他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他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他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他知道，太岁在卯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不好。太岁在午宫时，会发生旱灾；转年年景会很好。太岁在酉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变坏。太岁在子位时，天下会大旱；转年年景会很好，有雨水。太岁复至卯位时，他囤积的货物大致比常年要增加一倍。要增长钱财收入，他便收购质次的谷物；要增长谷子石斗的容量，他便去买上等的谷物。他不讲究吃喝，控制嗜好，节省穿戴，与雇佣的奴仆同甘共苦，捕捉赚钱的时机就像猛兽猛禽捕捉食物那样迅捷。因此他说：“我干经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吕尚筹划谋略，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那样。所以，如果一个人的智慧够不上随机应变，勇气够不上果敢决断，仁德够不上正确取舍，强健够不上有所坚守，虽然他想学习我的经商致富之术，我终究不会教给他的。”因而，天下人谈论经商致富之道都效法白圭。白圭大概是有所尝试，尝试而能有所成就，这不是马虎随便行事就能成功的。

司马迁认为，白圭是古代善于经商的楷模。“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可见，在吕不韦之前，白圭便是一个“贩贱卖贵”的高手。他在经商活动中掌握了一个原则：“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