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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世德堂本“无劳”作“其劳”。论语：“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无言即不劳之义，故云喻无劳也。作“其劳”，误。注“于事”至“机衡”。按：名、衡韵语。

周公以来，未有汉公之懿也，勤劳则过于阿衡。〔注〕汉公，王莽也。或以此为媚莽之言，或以为言逊之谓也，吾乃以为箴规之深切者也。称其汉公，以前之美耳，然则居摄之后，不贬而恶可知，杨子所以玄妙也。发至言于当时，垂忠教于后世，言蔽天地而无惭，教关百代而不耻，何逊媚之有乎？〔疏〕“周公以来，未有汉公之懿”者，王莽传：“元始元年，群臣盛称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载同符。圣王之法，臣有大功，则生有美号，故周公及身在而记号于周，莽有定国安汉家之大功，宜赐号曰安汉公，益户畴爵邑，上应古制，下准行事，以顺天心。太后乃下诏以莽为太傅，干四辅之事，号曰安汉公，以故萧相国甲第为安汉公第，定着于令（一），传之无穷。莽受太傅、安汉公号，让还益封畴爵邑事。”是汉公者，安汉公之略言也。“勤劳则过于阿衡”者，诗长发：“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郑笺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汤所依倚而取平，故以为官名也。”莽传：“元始四年，有司请采伊尹、周公称号，加公为宰衡，位上公。”音义引柳宗元云：“伊尹之事，不可过也，过则反矣。”宋云：“成王幼，太甲昏，势亦殆矣。然周公居叔父之尊，伊尹当阿衡之重，二公可取而不取，卒以忠勤复辟而正之。夫举其可取不取之因，明其不可取而取之事，则子云之罪莽亦大矣。”吴云：“班固曰：‘莽知汉中外殚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惮，生其奸心，因母后之权，假伊、周之称。’子云因其假也，故以伊、周为言。”司马云：“法言之成，盖当平帝之世，莽专汉政，日比伊、周，欲兴礼乐，致太平，上以惑太后，下以欺臣民。附己者进，异己者诛，何武、鲍宣以名高及祸，故杨子不得不逊辞以避害也。亦犹薛方云：‘尧、舜在上，下有巢、由也。’当是之时，莽犹未篡，人臣之盛者，无若伊、周，故杨子劝以伊、周之美，欲其终于北面者也。或曰：‘杨子为汉臣，汉亡不能死，何也？’曰：‘国之大臣，任社稷之重者，社稷亡而死之，义也。向使杨子据将相之任，处平、勃之地，莽篡国而不死，良可责也。今位不过郎官，朝廷之事，无所与闻，柰何责之以必死乎？夫死者，士之所难。凡责人者，当先恕己，则可以知其难矣。’或曰：‘杨子不死，可也。何为仕莽而不去？’曰：‘知莽将篡而去者，龚胜是也。莽聘以为太子师友，卒不食而死。杨子名已重于世，苟去而隐处，如揭日月潜于蒿莱，庸得免乎？’或曰：‘杨子不去则已，何必誉莽以求媚，岂厌贫贱，思富贵乎？’曰：‘昔晋袁宏作东征赋，不序桓彝、陶侃，犹为桓温、陶胡奴所劫，仅以敏捷自免。况杨子作法言，品藻汉兴以来将相名臣，而独不及莽，莽能无耻且忿乎？此杜预所谓吾但恐为害，不求益也。且杨子自谓‘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始为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哀帝之初，又与董贤同官。当成、哀中间，莽、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此岂非言行相副之明验乎？古今之人能安恬如此者几希！而子乃疑其求媚而思富贵，不亦过乎？使杨子果好富贵，则必为莽佐命，不在刘、甄之下矣。”俞云：“王莽居摄三年，刘歆与博士诸儒议莽母功显君服，称‘殷成汤既没，而太子蚤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诸桐宫而居摄，以兴殷道。周武王既没，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摄，以成周道。是以殷有翼翼之化，周有刑错之功。’然则伊尹、周公者，莽居摄以前所以自比者也。至始建国元年，莽曰：‘王氏，虞帝之后也，出自帝喾。刘氏，尧之后也，出自颛顼。’则不自以伊尹、周公，而以为虞舜矣。杨子此言，与阮嗣宗为郑冲劝晋王笺同意。笺曰：‘昔伊尹，有莘之媵臣耳，一佐成汤，遂荷阿衡之号。周公借已成之势，据既安之业，光宅曲阜，奄有龟、蒙。’是亦以伊、周比之也。末曰：‘今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勋，超于桓、文，然后临沧洲而谢支伯，登箕山以揖许由，岂不盛乎？’是亦不许其为虞舜也。此皆古人之微辞，后人鲜或能喻矣。或疑杨子既不谄莽，何必为此言。温公释之曰‘晋袁宏作东征赋’云云，温公之论，亦属肤浅。杨子特着此文，盖有微意矣。法言一书，终以孝至，是篇论唐、虞、成周，而终之以汉。上文曰：‘或问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又曰：‘汉德其可谓允怀矣。’下文曰：‘汉兴二百一十载而中天，其庶矣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