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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另一位是从我国驻苏联大使馆回来的王亦洲同志，正是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我作为国际体育战线的一名新兵积极投入到了恢复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合法席位的工作中。

1975年，我国的民间外交还没有全面展开，只有体育外事工作开展得比较活跃。所以当时有不少外事干部陆续从各部委干校调到了体委来工作。他们大都有较丰富的外事工作经验且懂外语。但1975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已在全国展开。江青“四人帮”及其在国家体委的代表极力想控制国际司这一块阵地，派人进入了司领导班子。他们与国际司内一些受极“左”思潮影响比较严重的人里应外合，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干扰了恢复我国在国际组织中合法席位工作的正常进行。尽管如此，由于国际司大部分同志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处事比较稳重；而我们30多个从北外、北二外等大学干校调进来的年轻人又基本上是“文革”中所谓外事口的“保守派”，所以“四人帮”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国际司没有形成太大气候。

恢复我国席位的前哨战（2）

当时的司领导班子由倪志钦、徐寅生、朱仄、宋中、周正、郭雷、王文忠和朱德录8人组成，是全委独一无二的超大型司级领导班子。国际司的工作人员分在7个处总数近140人，占当时国家体委工作人员的近半数。国际组织处包括3位处长在内共有17人。除了亚乒联盟设在我处由3人共管外，其余每个人都要分管3—4个国际体育组织。当时分管国际体育组织工作的司领导主要是朱仄同志和宋中同志。我处的工作人员也是老中青三结合，记得主要有许德近、吴禄成、张全德、楼大鹏、黄继阳、吕圣荣、屠铭德、张淑英、李雅佩、严南德、孔庆文、赵品润等。后两年又略有调整，严南德同志出国工作，石天曙、夏雪珍和苗淑宝同志调入。何振梁同志和张千、王亦洲同志正是带着这么一支攻坚部队开始了从1975年到1978年恢复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合法席位的三年前哨战。

周总理早在1972年5月16日就在国家体委关于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开展驱蒋斗争的一个文件上批示“原则同意，实行时应有准备地分步骤地进行斗争”。周总理在这个批示中还提出了关于要协调好务内和务外关系的意见。

1974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接见伊朗排球队时明确地指出：现在国际上各方面都要反对霸权主义，体育界也是一些霸王在那里把持着。过去第三世界各方面都没有发言权，体育界也一样。现在开始有发言权了。体育界有相当一股势力很顽固，他们那些霸王不准我们比赛，我们就偏要比赛，慢慢他们就觉得再抵制也就没有味道了。总之，要冲破他们的垄断，他们就虚心一点。咱们这些国际体育组织应该组织起来，过去就是那么几个有钱的国家在那里搞，恐怕在国际组织中最守旧的就是体育界。邓小平同志在此次和接下来的几次会见中明确点了足球、游泳和田径等有关国际组织的名。

因此在1975—1978年恢复我国合法席位的工作重点就放在了国际奥委会和足球、田径、游泳等重点项目上。同时我们也不放松在其他国际体育组织中恢复我合法席位的工作。

恢复我国在相关国际体育组织中合法席位的工作，实际上是一个加强我国与各国际体育组织之间相互沟通、相互了解的过程。

在1974年前，我国仅是赛艇（划船）、皮划艇、击剑、排球等6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成员。到1975年初，我国已是13个国际单项体联的会员，这说明我们积极主动、有重点的工作方针有了初步成果。但在当时“文革”尚未结束的政治环境中，外事口的某些同志还难以摆脱“左”的思想禁锢，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恢复我席位的工作也很难大幅度推进。

1975年5月，在意大利罗马召开了各国奥委会大会，期间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召开了与各国奥委会总会的联席会议。随后，国际奥委会第76届全会又于当年5月21日在瑞士洛桑召开。为了准备这两次重要会议，我们几乎天天开会。有时连续几天热议，逼得我们不得不白天进行讨论，晚上学习研究中央的方针和国际奥委会的材料。委领导于步血、李青川同志以及外交部的有关同志多次听取了我们的汇报。

虽然明知只有国际奥委会才能决定恢复我席位问题，罗马各国奥委会总会不能最后决定我席位问题，但领导还是决定对罗马会议也要开展全方位攻坚，以造成舆论压力，影响国际奥委会洛桑会议。所以我们于1975年3月底有些仓促地致信近30个友好国家，并于4月9日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