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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忙坏了蔡季舟同志。我们陪宋中秘书长先后拜访了爱知县知事和名古屋市长，他又要联络日方各界又要当翻译，忙得不可开交。由于名古屋市与南京市是姊妹城市，又由于1971年的中美“乒乓外交”始于名古屋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再加上对华友好的后藤钾二、石腾淳一家在当地的巨大影响，这些都为我们在名古屋开展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社会大环境。特别是日本体育界和日本新闻界的朋友们大都看到了台湾问题的实质，希望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名古屋会议能创造出一个让台湾海峡两岸的运动员都能参加奥运会的新模式来。　。　想看书来

决战名古屋（3）

晚上，台湾方面丁善理先生正式举办了记者招待会，但没有太多的新内容。倒是日本朋友传来了杨传广先生的岳父希望回大陆看看的话更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因为杨传广是第一个在奥运会（1960，罗马）获得奖牌（银牌）的中国人，1954年第一届亚运会的男子十项全能冠军，被誉为“亚洲铁人”。如我们能为加强两岸体育界的交流做些工作，何乐而不为？

日本朋友的盛情实在难以推卸，晚上应朝日新闻电视台专务董事三浦先生之邀去吃日餐，自然又互通了些信息。宋中秘书长十分重视做新闻媒体的工作，在日本期间他几乎没有一天不见记者和电视媒体的。正是由于他对媒体的积极态度，那几天，日本的电视台和报纸一直在播放和刊载我们活动的消息，而且态度都比较积极正面。可以说，日本当地的媒体在为恢复我国奥运会席位鸣锣开道。

我们深知，不管各界舆论多么热闹，最终解决问题的还是国际奥委会。1979年10月23日星期二，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正式开会。在当天的会议前后，宋中秘书长分别会见了萨马兰奇和西贝尔科先生。他们两人均向我们介绍了一些新情况，并分析了通过执委会决议的可能性。其实，在前一天晚上，西贝尔科先生就与宋中谈了很多话题，当时由于我要整理台方22日记者招待会的情况而未能参加谈话。后来据宋中同志告知，西向我方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我从贝丽乌夫人处了解到，执委会24日下午才讨论中国问题。我们四人未雨绸缪，先行研究了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并准备了几套方案。大家详细讨论了通过第一方案后的表态中文稿，并分头翻译出英、法、日文稿。

那两天，新华社记者老刘和小张与台方沈君山先生有些接触。我们了解到沈先生的工作重点是保住台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等国际重大赛事的权利。我知道沈先生下得一手好围棋，打得一手好桥牌。他提出要和我们谈谈相关问题并要下围棋。宋中同志认为他们的观点我们已清楚，暂不谈，待决议通过后再谈，以了解台方的新动向。

1979年10月24日星期三下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认真讨论了恢复我国奥委会席位问题。据与会的执委朋友告知，会上绝大多数执委观点一致，只有新西兰的克劳斯发难。他以维护国际奥委会宪章为由，在责令台方改名、改旗、改歌等问题设置了许多障碍，企图为台方保住一些带有“国家”色彩的权利。但基拉宁主席和萨马兰奇、西贝尔科等执委力主通过业经我们首肯的方案。双方争执不下，当天没有作出结论。

当晚，贝丽乌夫人举行例行的记者招待会，我和屠铭德同志前去听会。由于会议没有对中国问题作出决定，所以当有记者就此发问时，她只是简单地说“会议认真研究了这个问题”。原定如果这天下午的会议作出决定，我将在会后直奔大阪总领馆，向国内报告消息。因为当时名古屋并没有我国领事馆，而向国内报告消息必须使用内部电话，最近的总领事馆在大阪。

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日本名古屋通过中国重返奥运的决议。

图为国际奥委会主席吉拉宁（左一）和副主席萨马兰奇（左二）

向中国奥委会秘书长宋中表示祝贺

1979年10月25日，上午继续开会。据说新西兰执委克劳斯在某些环节上已开始作出妥协，但仍在旗、歌问题上进行纠缠。基拉宁主席则明确建议，台方使用国际奥委会的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