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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后，许多人说是“幸亏赛艇队，中国代表团才以4金战胜日本。”我知道这是玩笑话，中国以61金对日本的57金以4金胜出，这与赛艇队赢得的4金完全是个巧合。重要的问题在于领导同志开始认识到，我们新中国已连续参加了三届亚运会，作为亚洲大国的中国也到了该承担义务，举办亚运会的时候了。

1983年8月23日，中国奥委会正式向亚奥理事会提出申请，希望由北京承办1990年第11届亚运会。

但在我们正式公开申请之前，日本广岛早于我们已提出了申请，并且以1990年是广岛建市100周年为由，要将1990年亚运会与其百年市庆相结合，理由挺站得住脚。而我们经过半年多的酝酿，申办第11届亚运会的请示也已报经中央批准，我们也不可能中途退出。怎么办？

时任国际司长的何振梁同志提出，除了劝说日方退出竞争之外，希望我们再想别的方案。当时大家真是绞尽脑汁，一位同志建议，为什么不能一次会上定两届东道主？我们先办，广岛后办。另一位同志说，章程规定亚运会地点应在六年前选定，但提前没有底线，提前十年也不应视为违章。大家认为这个想法好，如果既确保北京能办1990年第11届亚运会，又能提前决定1994年第12届亚运会在日本广岛举行，岂不是一举两得，用现在的话讲叫“双赢”。关键之一，是看日本方面是否同意。关键之二，是此建议能否得到亚奥理事会大多数代表的谅解和支持。

经我方代表与日本奥委会代表协商，日本虽不情愿，但考虑到中日两国体育界的长远关系，还是同意了我方建议。在1984年9月28日亚奥理事会议汉城大会上该方案也以多数票获得批准。大会在同意第11届亚运会于1990年在北京举行的同时，批准第12届亚运会于1994年在日本广岛举行。

1985年4月，北京第11届亚运会组织委员会正式成立，国家体委和北京市的主要领导均参与了亚运会组委会的工作。

1988年底，伍绍祖同志从国防科工委调来国家体委接替李梦华同志的主任工作。他是清华物理专业毕业的，长期从事国防工业、核工业的领导工作。作为亚运会组委会的主要领导之一，他把国防科工委发射火箭的指挥系统和网络理论移植到了亚运会组委会，用系统科学指挥这一庞大的系统工程，受到了我国国防工业的老前辈钱学森同志的称赞。

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干扰了北京亚运会的筹备工作，一时间西方政府和媒体掀起一片反华叫嚣，唯恐中国社会不乱。许多西方媒体公开搧动抵制北京亚运会。好在我国外交部前一个时期的亚洲工作出色，亚洲各国对北京亚运会的举办给予了大力支持。但我们做国际联络工作的同志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政治干扰急出了一身汗，担心北京亚运会要受损。

也是在这年4月15日，中国奥委会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办好亚运会的问题。在这次会上增选我和另外一些同志为中国奥委会委员。

1990年7月31日，国际司副司长兼亚运会国联部副部长于再清同志正式通知我，调我去亚运村内设点，由我牵头，分管参加亚运会的38个体育代表团的联络员，解决村内可能出现的矛盾。并明确叮嘱我这个“点”由组委会国际联络部直接领导，要及时向国联部反馈情况。　。。

北京亚运会的60个日日夜夜（2）

1990年8月初，我到组委会所在的国际会议中心报到。与组委会国联部的领导一交流才知道；我的工作属于“补漏”。组委会高层领导在检查国联部工作时，发现对各国贵宾和国际奥委会官员的接待工作十分重视，但忽略了亚运会的主体——运动员和驻村各国和地区奥委会的人员。亚运会38个国家和地区有近6000人住在亚运村。村内许多细微的工作处理不好，都可能影响大局。所以组委会领导提出要加强这块工作，我就被拉来补这个“大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