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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1992年9月，国际司已调往奥申委十多名外语好的骨干人员。再加上后来外交部和北京市外办投入的精兵强将，在国际奥委会第101次蒙特卡洛全会前一年，北京奥申委已形成一支精干的突击队。

石天曙同志和我被正式任命为国际司副司长后，司里领导班子为4人。司长魏纪中同志兼任北京奥申委秘书长，屠铭德副司长兼任北京奥申委公关组组长，他们主要在奥申委办公。魏纪中同志交代我和石天曙同志说，他将两边跑，司里的日常工作由我们二人负责。他还希望我们少一些出国活动，要保持日常工作相对稳定。但到申办的最后关头，委里还是把我和刘宝利、孙伯清、李毓兴、林晓华等一大批懂英、法、西、阿等语言的同志又调到了奥申委，以部分解决当时奥申委领导已经感觉出来的“国际体育人头不熟、外语能力不强”的问题。

何振梁副主任在1991年10月24日向我们交代：“要抓紧研究一下在国际奥委会中增加第二名中国委员的事情，这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长远问题。因为目前只有我一个人在里边孤军奋战，对北京申办很不利。不管怎么说，我们中国这么大，也应该有两个委员才说得过去。提几个条件供你们选人时考虑：这位同志一是要年轻；二是应该熟悉国际体育情况；三是要选在职的同志；四是要懂外语，否则无法独立在国际上工作；五是要能掌握政策。请你们抓紧物色培养。”虽然我们当时就提了几个候选人，但直到蒙特卡洛最后表决时也未能实现何振梁同志这一愿望。

海内外一大批企业家对我们的申办工作提供了巨大的支持，特别是我们体育界的老朋友——霍英东、霍震霆父子对北京申办注入了极大的热情，在一线主动做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工作。不少领导同志感触地说，有霍家父子相助，犹如我们又增加了两位国际奥委会委员。

1993年9月，当我国赴摩纳哥参加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会的代表团组成后，国家体委国际司参加代表团的人员已到达了15人，另外，外交部除了原派来的人员外又加派了许多骨干、高级翻译，文化部等中央部委和北京市外办也积极派外语好的人员参加了我们的公关联络队伍。

记得当时我接触的做公关联络工作的人员有：

公联组：李国彬、车向东、杨建中、张美芳、江红、费颐祥、常东跃、严建昌、吕圣荣、杨启、于斌、孙小凡、刘文斌、张全力等。

其他工作组的人员有：孙大光、闫仲秋、赵军、张秋平、袁斌、王颖、周源、周建春、文治中、陈援朝等。

为了弥补我团外语力量不足的问题，我们又从各外事口调来陈庆红、赵立平、许晖、吴越、高红等18位各个语种的高级翻译。为了配合相关工作，时任我国驻重点委员所在国家的大使和外交官，如驻法国大使蔡方柏、驻法文化参赞张崇华和驻德文化官员王殿才等都被编到了代表团内。新华社资深体育记者李贺普同志也是代表团成员。经过北京奥申委紧张的调兵遣将，不但代表团的外语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加强，而且代表团其他方面的工作人员也配备得较齐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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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申奥百科全书

我们申办2000年第27届奥运会的口号是：“开放的中国盼奥运”和“给北京一次机会，还世界一个奇迹”。申办的会徽选择的是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的天坛祈年殿加上奥运五环和“北京2000”字样的图案。有了好的口号和会徽，还必须配以一部翔实、有说服力又有前瞻性的申办报告。因为这既是国际奥委会的要求，也是我们宣传的需要。虽然我们长期从事体育外事工作的同志都了解，国际奥委会委员们投票选择一届奥运会的举办城市，并不完全取决你这个申办城市的书面报告，而是取决于他脑海中的总体印象。但由于当时北京在所有申办城市中的知名度和印象分并不靠前，到过北京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只占当时全体委员的四分之一左右。所以如何让委员们尽快真实地了解中国、了解北京，成了我们的当务之急。除了邀请委员来访可起到“百闻不如一见”的效果外，另一条途径就是呈上一本像样的申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