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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吊胆不敢有丝毫的大意，一步踏空便会坠入深渊，摔得粉身碎骨。预审这一过程也是因人而异的，有长有短。一两个月有之，四五个月有之，一年两年有之。我们24号监房预审时间最长的是崔老，从入监到现在已经三年多，是老资格未决犯。也许正因这一点才被称了老。毕竟在押的时间太久，即使崔老本人不说也会从监狱管理人员嘴里露出些口风。

在一次放风中那个外号叫“将军”的犯人将崔老的案情告诉了我。崔老是以历史反革命罪被逮捕，他是名无线电专家，抗战时期在阎锡山的特务处担任通讯教官，中校军衔。抗战结束后离开了阎锡山部队，从此便不知落于何处。国民党撤退台湾也就是新中国成立那年他进到西安一家电机厂，职务是电器工程师。五四年被人检举遭逮捕。检举材料说解放战争期间他在另一支国民党军队里训练特务，有直接或间接血债。但因材料缺少旁证，这案子就悬在草庙子胡同看守所。“将军”也给我说过他自己的案子，他的案子与崔老的案子有相同的地方：都在国民党军队干过，都打过日本鬼子。也有不同的地方：一是将军的历史没有空白点，打败日本人后继续在国民党军队里干。二是军衔比崔老低，是上尉。他被抓进草庙子胡同看守所能一下子从上尉晋升为“将军”，大概这是他始料不及的。看得出他对自己的外号相当满意，说话动辄我将军怎样怎样。他为人耿直，在24号监房里很有威信。但他对崔老毕恭毕敬，崔老的话无论对错他都听。也许他仍将崔老视为自己的军中上司，仍信奉那条“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规吧。

崔老和将军属历史反革命犯人中的一种类型，即身份是明确的，说一千道一万也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另一种属共产党阵营里的“异己分子”，这些人的情况就复杂得多了。24号监舍有个姓曲外号“地工”的犯人，解放前的公开身份是上海某报馆新闻记者，实为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他四十出头，文质彬彬的，他是在肃反运动中被揭露出有叛变行为，本人拒不承认，就一直关着。他精神似乎有些不正常，成天晃着脑袋念念有词：我这事只有少奇同志明白，可少奇同志也不给我做证。真假自然谁也不知，审讯员也不好跑到少奇同志那里去落实。

当然不论是哪一种被认定有罪的人都是不肯轻易认罪的，都清楚这不是闹着玩的，否则就不会总结出那句“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的“至理名言”了。审讯，无论对于审讯员还是犯人都是一种斗智斗法，许多犯人就是靠“智慧”得以苟延残喘。监舍有一名外号马灯（由眼亮而得名）的日本翻译官，据说罪恶累累，死有余辜，他应付审讯的方法是颇具“匠心”的，他交代某年某月他带领日本兵去某地扫荡机枪“点名”多少，步枪“点名”多少，公安人员跋山涉水去调查，当地却没有这桩血案发生。回来再审，他说记错了，是在另外的地方。公安人员再去调查，同样没这回事。他就这么吊着审讯人员的胃口，审讯员想结束审讯又担心遗漏重大的罪证。案子就这么悬着，马灯就这么活着。

前面说过草庙子胡同是一所政治犯看守所。我们24号监房有点特别，历史犯与现行犯人数恰好相等，不知是巧合还是狱方的有意安排。当然这是我初到时的情况。后来就打乱了这种格局。与正式监狱相比，看守所里的犯人流动性很大，进进出出像走马灯。成为已决犯的犯人走了，新的未决犯人就补充进来，再走再补，像锅炉里的水流循环不已。我渐渐发现，尽管崔老貌似公正，其实对他的同类，“历史”犯要比“现行”犯优待得多，将打饭打水倒马桶等杂务更多的让“现行”犯们干。如我入狱那天为我打饭的矮个子犯人就是个现行犯。矮个子犯人外号叫“大郎”。细想想他这个外号实在起得妙，他不仅身材像《水浒传》里卖烧饼的武大郎，甚至连遭遇也与武大郎极相似。他是个扛活的雇农、光棍儿。土改那年本村有一户地主出于拉拢的目的，将家里的一个使唤丫环白送他做老婆。这丫环尚有几分姿色，比得上比不上武大郎的老婆潘金莲不敢说，可她后来招惹出来的事体却与潘金莲没两样，活脱脱个潘金莲第二。西门庆第二乃是本村的头面人物党支书。说起来这党支书可有点非同小可，他比“师傅”西门大官人更有气魄，大官人搞潘金莲还多少有些顾忌，偷偷摸摸，暗里来暗里去。而这支书搞女人却是大摇大摆地进门，又大摇大摆地离去。他让大郎回避，说法是他要审案子，说要从那前丫环嘴里审出那地主还有没有藏匿的浮财，有又埋在哪里。一成了公事大郎便唯唯诺诺不敢放一个屁。于是支书就关起房门挖起了“浮财”。今天挖不出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