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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接见。我不由一怔，心想刚刚开始接见怎么就到时间了呢？我赶紧对冯俐说小冯我明天再来看你。这也是事先与段监狱长约定好了的。不料段监狱长却说，今天的接见效果不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明天的接见取消。我的头像被人敲了一棒，嗡嗡作响，我晓悟到整个接见过程段监狱长都在外面监听。我连忙向他央求，说我大老远跑来不易，希望能再接见一次，我会继续做冯俐的工作。段监狱长并不理睬我的话，向女警员发出将冯俐带回监舍的指令。冯俐站起身，却不动，她朝段监狱长说请周文祥先走，我送他。段监狱长说不行。冯俐将声音抬高，说周文祥是我的客人，请客人先走是起码的礼节，他不走我也不走。终是段监狱长让步了，气哼哼地冲我说，周文祥你赶紧走吧，走吧。我朝门外走去，在门口我转身看了眼冯俐，纸人样的冯俐正朝我笑着，对我招了招手。这是冯俐留在我头脑中的最后形象。

我的脑袋懵懵懂懂，不知怎么走出了监狱大门。刚走到马路上，我便抱住一棵树大哭起来，那是号啕大哭，是那种看到世界末日万念俱灰痛不欲生的哭。马路上许多行人被我的哭惊动，停下脚步观望，而我全然不去顾及，依旧痛哭不止。我一生中从未有过这般惊天动地撕心裂肺的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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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不敢想象，我第二次入狱所得代号竟与头一次入狱的代号完全相同，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十万分之一的概率啊。无论如何我都不相信会是巧合，我倾向于是人为。比方这丰城监狱里的某一个看守（或警卫）当年曾在草庙子胡同看守所供过职，他知道我的代号，见我九年后“二进宫”就把他所知的原代号奉送给了我。这样做也符合人惯常的恶作剧心理。有了这想法便努力想得到印证，我瞪大眼睛留神眼光所及的每一个人，辨认是不是当年草庙子看守所的人。

代号相同，然而其他却已是时过境迁大不一样的，比方说入狱原因，头一次是现行反革命罪，这第二次是顽固不化的劳改犯罪；第一次是被北京市公安局抓获，这第二次被革命小将抓获；头一次关在北京，第二次关在离我乐岭不远的一座小城镇。当然最大的不同还在心理上，头一次被人喊一声28611那情状就像是一个惊弓之鸟，现在再听喊就无动于衷了。就是说我已由一个雏儿变成一个老油子，变成了一只不怕开水烫的猪。

第二次被捕其实无须用大篇幅论叙，也用不着进行一番渲染，因为这是“文革”初期许许多多人都曾有过的经历。不同处是别人是从社会抓到监狱里，而我是从劳改农场再进监狱。我得承认这次被抓与“组织”上无关，完全属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这当中倒真的有了点巧合，丰城红总司的小将到“牛鬼蛇神”成堆的我乐岭农场来造反，农场当局将牢城大门关得严严的，并且在哨楼居高临下地向小将宣传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许冲击专政机关的政策。小将就“班师”了，这时在野外逢上刚在小西地埋完死人回营的我和李德志（留场就业后我仍然担当着掩埋死人的重任），一点不差地“撞在枪口上了”。我们就被当着“战利品”抓获回了丰城。这一天是我刑满留场就业的三个多月后。

有言曰：曾经沧海难为水。九年后再进监狱就完全是一种平常心了，一切都不再新鲜，或者说一切都大同小异，审讯、放风、吃饭、睡觉、管教的叱责、关小号、犯人之间的角斗，都是曾经历过的那么一档子事，留不进记忆里。惟一还能记起的是监舍里人满为患，各色人等及流动性很大，李德志开始和我关在一个监舍，几天后就转别的监舍了，只有在放风的时候才能见到。

特别要提到的是放风时见到了袁光，这位前K大党委书记自离开我乐岭后便不知他的下落。断然没有想到会在这丰城监狱里重逢。我们远远地点一下头，算是招呼也算是致意。不过这次看见他心中的歉疚已不复存在，起码不像从前那么强烈，因为在他离开我乐岭后李德志给我讲了他和K大张校长之间颇为微妙的关系，于是我就明白了他被打成右派与我并没有多少关系。即使他不对着大字报鼓掌，右派帽子也会戴在他的头上，说他为大字报喝彩，只是一个借口，倒霉是迟早的事。李德志说袁的岳父是一个很得蒋介石赏识的高级幕僚，在领导一次反蒋学生运动中张遭逮捕，是袁通过岳父的关系将他保释出来，也算是救了张的一命。有关抓人放人的过节张一直向组织隐瞒着，至于他在国民党监狱里的表现，恐怕也只有袁能从他岳父那里知道。而袁是缄口不言的，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李德志说解放后张做了高官确实对袁很提携，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到了K大又把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