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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野，热河收复不收复，对蒋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张学良与蒋介石会见时，宋子文在场。这次会见仍然是在火车上进行的，仍然是灾难性的。

不过这次在表面上蒋介石却还显得颇为热情，一点也没有要责备张学良的样子，开头，还假惺惺地对这位为他背了黑锅的将军婉言相劝，极力安慰呢。但随后话锋一转，立即对张学良的辞职电表示赞赏，但又怕张学良思想不通，假装十分为难的样子说：“汉卿，你的诚意和处境我是同情的，从我个人的愿望来说，是不想让你辞职的，可现在举国反日，对你、对我都有不少舆论。当然，你是奉命行事，是有些冤枉的，可这又不便公开讲。怎么办呢？为平怒潮，我们得有一个人辞职。这个道理是明摆着的，就象你我同舟共命，但一条独木小船容不了两人过河，如二人俱乘，一定会同遭灭顶；若是先有一人下水，让另一个人先渡过去，然后再设法渡那个人，则二人皆可得救矣，所以，你看，这先下水的是你呢？还是……”说罢，目光直逼张学良。这谈话和咄咄逼人的架势，如同是一道突如其来的最后通谍。

“是我！”张学良知其用意，愤然说道：“我先下水，让我引咎辞职吧！”

蒋介石见张学良同意下野，心中暗喜，故意朝宋子文说：“汉卿是个痛快人，能顾全大局，我完全理解他的苦心，就让他暂时休息一下，到国外去看看吧。”

宋子文对蒋介石的“好意”，心领神会，赞叹不已，在旁帮腔说：“好，好，难得汉卿顾全大局。”

为了保住自己的名誉地位和权势，蒋介石施展丢车保帅、金蝉脱壳之计，轻而易举地把张学良赶下了台。这严重地伤了张学良的自尊心，使他深感蒋介石的奸诈、阴险，而且往往是让你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而这，对张学良来说，已不是第一次了，他很自然地又联想到在中原大战之前，蒋介石借口防止苏联“赤化”中国，利用张学良的民族主义情绪，挑起反苏的中东路事件④的痛苦经历。

本来，张学良与苏联相处还好，是没有什么大的矛盾的，但蒋介石为了讨好美国，竟忽然心生一计，要打苏联。原来，据说美国希望中国办两件事，即对内消灭红军，对外打击苏联。蒋介石想挑起一次反苏事端，是做给美国人看的，是给美国朋友的一个献礼。另外，苏联必会反击，能削弱东北军的力量，这对他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因为东北虽然名义上是“服从中央”了，可是还不是那么驯服，这主要不正是因为他们有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吗？如果苏联人打他们，把他们的力量削弱了，对他无疑是有利的。就张学良来说，若是与苏联交恶，与日本人更是早有冤仇，这样就会形成两面受敌，从而迫使他不得不进一步靠拢南京，如此一举三得之事，何乐而不为？

可那时，张学良只知道他的敌人是日寇，叫他打苏联，他是不肯干的。但南京政府却一再怂恿，推波助澜，硬要他强行收回中东路，驱逐苏方势力。

张学良与军队素有不解之缘，军人气质浓，对于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似乎有一种特有的虔诚，竟然真的遵命行事了。先是以所谓“东铁为共党之渊薮”、要防止“赤化”为名，搜查了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后又驱逐中东路苏方人员，继之是中苏间发生严重的武装冲突，东北军损失惨重，苏联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并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赔偿损失，并宣布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这件事在国内也引起公愤，上海工人还进行了示威游行，谴责南京政府的反苏活动。

蒋介石泄气了。在外交上也陷于困境。张学良更接连收到出师不利和“旅长两名阵亡，士兵溃散”的紧急电报。当他要求政府补充损失时，蒋介石却以他正集中兵力打红军为名，不给东北军任何补充。张学良虽曾据理力争，也毫无作用。此举不策略，政治影响不好，出师不利，这是张学良料想不到的。当年曾在张氏身边工作的刘鸣九先生回忆说：“军事受挫，张学良自知上当，乃当机立断，停战言和，径直同苏联谈判，签订“伯力议定书”，恢复冲突前中东路状态，释放苏方被俘人员，尊重双方共署原则，这一事件虽然处理得及时果断，但却也造成了张学良同苏联关系的裂痕。”还说：“中苏冲突宣告结束，南京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周龙光（字二为）来沈，辽宁外交特派员王镜寰设宴招待，出席的只有在沈的省政府委员六、七人（我也在内），同时邀请了原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驻南京办事处处长秦华（字伯秋，曾任过奉天督军署参谋长）作陪。秦是陆军大学出身，在南京有不少同学和熟人，接触中给他的印象